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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叫夏霖的律师，给我很大震撼。他写出了广泛传播的辩护词让一个杀死城管的小贩从死刑改判为无期，他也是轰动一时的邓玉娇案的最早辩护律师。但是后来因诈骗罪入狱，被顶格判了十年，如今仍然没有出来，这在那一批律师里是少见的。

虽然有明显做局的成分，但从报道也可以看出他在现实生活里确实喜欢赌博。我震撼的点在哪里呢，夏霖是一个贵州人，他如果没有那些牛逼到不可思议的辩护案例，完全就是一个西南地区常见的赌鬼。

他如果只是单纯的赌鬼，坚决不接这些敏感案件，估计早就经济自由，想怎么赌就怎么赌。但人就是这么复杂，他没有放弃赌博也不愿放弃理想，最终在这里堕入必然的沟壑里。

之前没做完的万圣节黑猫头，总算抽空补完装饰了
巫师猫猫和蝙蝠猫猫~背后有别针
反正也错过节日了，就先放着吧，攒一攒~就我这种拖拖拉拉的惯性，预计到圣诞还能攒点什么
#羊毛毡 #猫

说到超级多才多艺，因为摆摊结识的一个姑娘就是真的有那么神奇
做衣服，做包，做道具，钩针，粘土，木刻，造花……应该还有很多我没发现的才能
技能密集到让旁人自行惭秽的程度，一直在不断高质量产出，而且精神状况还蛮稳定的这点尤为可贵，真是厉害到总想摸两下姑娘的手好沾点灵气啊

適合人均有貓長毛象的小技巧一則

“1964年，阿拉斯加地震让安克雷奇市一大部分区域偏移了约5米。为了处理由此引发的房地产问题，阿拉斯加州在1966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所有房地产界线重新测绘，以更新土地位置。加利福尼亚州在1972年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卡伦地震法》，允许房地产所有者要求法庭重画界线，来保护所有相关方的利益。
如果你住在阿拉斯加或者加利福尼亚州，那这些法律看似能够阻止你的邻居逐渐占有你的一部分房屋。但还是有一个陷阱。法庭判决，这些法律只适用于突发的变化，而不能用于渐变。
20世纪5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小镇兰乔帕第斯，修路导致一整个街区开始逐渐往山脚方向移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慢速山体滑坡。到20世纪末，街区已经移动了上百米，这让有些房子滑到了归市政府所有的地皮上。市政府命令房主离开，但有些住户，包括房主安德里亚·乔诺，把市政府告上法庭，要求重画地产界线。2013年，在乔诺起诉兰乔帕第斯市一案里，法庭支持市政府一方，规定土地移动不属于突发而不可见的情况，房主完全可以采取措施来应对。想来这些措施大概就是把房子锚定在基岩上，或者每过几年就把房子往山上拉一点。”

“
一对夫妇的小猫爬到自家院子里的一棵小桦树顶上，待在那儿不动了。主人们为了救它，往高的树枝上扔了一根绳子，把树的顶部拉了下来，但是绳子打滑或是断开了，小猫被抛到高空，飞出了栅栏，夫妇俩找不到小猫了。一个星期后，小猫的主人之一在超市里碰到了一个正在买猫粮的邻居，便说：‘我都不知道你有猫。’邻居回答说：‘我们本来没有，直到上周，一只最可爱的小猫从天而降，落入了我丈夫的怀中。’
”

六十年代，末。
俩上海情侣「响应国家号召」来东突昆漠「支教支边」，在高中教英语。
来东突前，俩人都是上海铁道学院学生，本来有着相对其他芝麻🐷「更美好的」前程，一场「文革」外加「上山下乡」给冲得七零八落——事后来看他们还算是「走运」的，只是从「上海」的「城里」来到「乡下」的「城里」，还有更大一批上海知青被「分配」到「乡下」的「乡下」，省流总结为：「地狱」。改开以来这些人曾多次大闹上海市民政部门，以各种手段要求「返还」上海身份，其中不乏持刀自残自焚等极端行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孽债》演的上海赴云南知青其实没东突这边「有意思」，屄里屄里那根本不算事。
以上这些人间正剧跟昆漠这对情侣没有关系，他们其实更幸运——本身就是铁路子弟，来东突还是铁路系统，除了人生地不熟的共性问题外，凭着海派人士特有的「拎得清」，搞定各种技术人事关系算是轻车熟路，没多久就和在地人士打成一片。男的教物理，女的上英语，「上海老师」很快就在学校出了名，后来高考时他俩所带学生的成绩断层领先其他人，其中不乏清北毕业生，那可是八十年代初。
改开后，大量知青开始陆续返乡，这两口子也不例外。但是当时想要回去需要领导批准……（待续）

学校领导也没太为难他们，说只要你们考上研究生就可以离开，如果没考上就老老实实回来当孩子王。两口子一听有戏，加班加点备战备考，后来男的顺利考上，女的落榜。男的回上海时鼓励女方来年再战，「再苦也不会有没法回上海苦」，女方哭得不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男方坐上东归的绿皮车。
第二年，女方顺利超分，却在面试中遭遇重大挫折，原因很简单——女的。搁现在绝对被冲爆，但在当时，由于招生章程不透明规范完善，院校「自由量裁权」高（没错，「自由」伤害「平等」）以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像这位老知青被横刀卡脖的事情并不鲜见。当然，他们遭遇的也不止这样的「不平」。
第三年，她仔细研究政策三战考研，这次名落孙山。一方面是由于前情导致她确实有些不自信，考「疲」了；另一方面，参与的高手开始多起来，她曾经的优势也荡然无存。领导给了她三次机会，因为各种原因她都没有把握住，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最后「只能留下来」，一直干到本世纪初退休。
他男人回到上海读研后顺风顺水，后来还出国深造。开始的时候他俩一个月一封信，而后变成三个月一封，再往后推迟到半年一封，最后男人来信说「分手吧」，人到中年，女方哭得死去活来，分手却没有犹豫，「离就离」

俩人的孩子都十多岁，记事、懂事以及开始遇事的年纪。女方担心的不是自己有没有上海身份，而是孩子们，所以她在离婚协议书上只加了一个条件，「给孩子解决户口问题，否则不签」，男方答应了。
孩子们顺利拿到上海身份，在当地参加高考，都成功考进教会学校。后来又都陆续出国，成了🇺🇸👴🏻🇨🇦👴🏻的爹妈。他们的父亲则定居🇬🇧，后来死于新冠。只有她，来到东突后，除了看望亲人，一辈子没离开第二故乡，哪怕孩子表示给她搞个永居易如反掌。一家四口，五个国家，属实diasporic family。
她从来没后悔过。有着上海人的精明却不自私，人间清醒却一次次失去离岸上岸的机会，努力一生却两手空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她很喜欢这句话，却表示自己不是佛教徒，「我其实很在乎，但并不想过多计较。如果当时回去，那亲戚们肯定不是现在这副脸色，我也不可能住这么大的房子」顿了顿，「至于婚姻，我不了解男人，还不了解上海人吗？所以我根本来不及伤心难过」「那为什么不出国呢」「出国？那不等于再演再看一次我身上发生过的事？脑子瓦特才当这种戆鸠」。我也沉默，她那么上海却又那么不上海，她到底是时代悲剧的注脚还是含泪微笑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