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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布罗茨基对话录》，布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为啥西方对俄国小说的理解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那些作家身上。布答得很妙，他说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陀在小说里谈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在十月革命之后现实中根本都不存在了。可是西方这边却没啥变化，陀作品中人在社会中的那种纠结和两难的困境，还是很容易被辨认和理解。但是，西方读者已经完全无法理解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比如无法理解一个刚枪毙了一批犯人的人，回到家还能自如地跟老婆去看电影，为穿哪件衣服跟老婆吵架。他完全不会有良心的谴责。因为不能理解这种“现实”，所以你还怎么让他去理解根据这个现实而生产的小说。布说到的这点，也自然地能让人联想起你中的情况，就是面对如今你中的“现实”，不身临其境的人，也是根本无法理解诸多不可思议的人与事的。因为这些人与事是不在一般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套路”中诞生的，它们的扭曲和变异的形态也只有那些身在其中，或多或少自己已然变异、扭曲但同时又还能保有一点反思能力的人才能真正体味。这其间的焦炙、乖谬、荒诞多么辛酸可悲。

最近读了一批生态文学作品，体会是，俄罗斯作家的思维很多时候都是东方的、道德的，遇到问题喜欢反求诸己，或大谈群己关系，赞美无私奉献的道德完人。欧美作家就不是这样，就不说对那种个人主义的探险精神（恰恰是被阿斯塔耶夫在《白色群山的梦》里批评过的）跟苏联作家的理解不一样，对人性的自私贪婪的处理也不一样。像罗曼·加里的《天根》里，大象屠杀者、象牙制品贩卖者一旦被男主人公发现，直接被其一枪崩了。前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死刑台》里的波士顿也杀了个贪婪自私的人，但作者显然并不赞成这么做。因为波士顿在开枪的瞬间，他“突然明白，从此他已经买过了某种界限并和他们隔绝了……从此要和他们分离，再也不会有任何联系，就象他是从死人堆里复活，让他们见了害怕……”苏联作家的那种理想主义，在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上（不限于生态问题），就是令人生厌的道德说教，腻得慌。

看到一个关于T细胞的冷知识非常有意思。简单说就是T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职业杀手之一。它的作用是在身体内游荡，辨别是否有细胞发生感染、癌变，偷偷制造身体正常运转的假象，发现了就干掉。但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彼得·多尔蒂发现，T细胞的这种“刺杀”活动其实是非常精确的，因为T细胞携带一种受体可以让其确认受到攻击的到底是不是你的自体细胞。这种叫MCH的免疫监视机制能避免T细胞杀红眼，误杀掉那些正好在附近溜达的正常细胞。所有人的MCH基因虽然大体相同，但也有略微的差异，它相当于免疫系统的指纹。有趣的事情来了，MCH基因会让人散发独特的气味，这种气味是人类选择伴侣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个人的MCH导致的气味太相似就会引起排斥，反之就吸引。这意味着免疫系统内部居然也存在生物多样性的无意识驱动，由于MCH的控制，差异大的配偶当然能为后代提供更强大的免疫系统。换句话说，人的免疫系统做的尽管不是繁殖工作，但也为人的繁衍进化操碎了心。

看到有友邻吐槽现在媒体好像都不怎么写东西了，什么都要做成视频，但其实视频里的信息量汇集起来可能都没多少字数，看完却要占用多得多的时间。
其实我最近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连播客都少听了，同样的时间，拿来阅读能获取的信息质量高得多。而且不仅是接收到的信息，也包括了能够记下来的（尤其是记下来的会更多更深）。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落后于时代，但是从即时聊天到语音聊天，再到如今的播客流行、视频流行，甚至短视频（这个我至今几乎没接触），文字的阅读和表达越来越边缘化，结果是深刻的感受越来越少了。

几年前看陈晓楠在一席讲一个故事。冷暖人生节目组曾经收到一位上海郊区老人的来信，信中说他是台湾留在大陆的唯一一个高级特务，请节目组来采访。节目组去到上海，坐渡轮又坐了很久的车，找到这位老人。老人说，他不是普通特务，而是蒋经国当年亲自授训的精锐。二十二岁那年，他接到的任务，是去大陆刺杀军政首长。他是这种级别的特务。

于是他去香港。在那里他遇到一个比他大六年的有夫之妇，一个军官的妻子，叫小珍。他恋爱了。他从小就没有父母，突然遇到小珍的温情，他很珍惜。国民党很快发现了他们的恋爱，强令他回去台北接受军事惩戒。念在他是一个年轻又优秀的特务苗子，如果他和小珍分手，这事就这么算了。但是他决定和小珍私奔。

小珍说好。他们手牵手过罗湖，老人回忆说那是他人生中罕有的狂喜时刻。他的打算，是安顿好小珍之后继续执行任务，回到台北戴罪立功。他不背叛组织。结果两个人一过关就被按倒在地，大陆当局早就收到了风声。他判了二十二年。小珍判了五年。

在提篮桥监狱，他唯一一次看见小珍，他在二层，小珍在楼下放风，脸色苍白，他心疼得想死。其他时候，他每天只能对着四面墙壁思念小珍。他出狱已经四十四岁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小珍，他知道小珍一定在等他。最后在一个废弃农场他找到了。那里的人说，你怎么不早点来。她等了你十七年，最后的五年她生了一场大病，一个老右派救了她，她就嫁给他，去上海了。

他跑去上海，继续找。在老右派的办公室终于见到了小珍。小珍已经五十岁了。很久很久，他们认出了彼此，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就走了。

这个独居老人现在还住在上海。他没有社交生活，邻居没有人认识他，他活成了一个秘密，一生最大的恐惧就是别人对他好奇。一个普普通通的上海老爷叔，很佝偻，很朴素，却依然保留着一个特务的习惯，就是随身带个小本本，记录楼上楼下邻居的每日活动。可是他对陈晓楠说，陈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还住在上海吗。

虽然上海人多，房子贵。但我知道小珍就在这里。我知道她先生是谁，她的孩子上什么大学，我都知道。我在这里，等她的先生先死。

小珍最后写了一封信，没有直接交给他，交给了他的弟弟。他拿到这封信，每天揣在胸口兜里，想小珍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信里说，每一次见到你都感到很痛苦。我们还是不要再见了。

今晚一直听逾越生死，突然想起来这个故事。一人游旧地，旧记忆陪同生死，换了风景依然盼望能共你看夕阳多凄美。

听道长四年前在香港的一场演讲，听到“我的朋友陈健民”这几个字，一声叹息😔

陈健民这个名字对于关心广州公民社会发展的人来说如雷贯耳。在大陆还不懂得什么叫NGO的年代，他身体力行从香港来到内地，推动了很多NGO的建立，帮助许多NGO开展工作。他更是和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建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中大曾经是全广东最具人文气息的大学，在我的心里，它一度是广州公民社会的黄埔军校，你很难想象，在2010年前后，中大还有公民课，学生在课上可以接触到的社会议题包含了劳工、性别、青少年教育、基金会发展等。我认识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早年间都去蹭过公民课，也正是在那里萌生了投身到NGO工作中的想法。

可仅仅几年过去，公民课已不在。在如今许多大陆人的眼里，陈建民也不过是个乱港反贼。没有几个人知道，因为他的工作而建立的一大批NGO服务了多少不幸的人，受他的影响而行动起来的年轻人又为这个国家缓解了多少社会压力。

仅仅不到十年过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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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e Weil 认为，置身在完美的友谊中，任何一方能够随时斩断与对方的 bonding 而不会感到生命的能量变少；否则任何一方一旦陷入情感的纠葛而无法自拔，就意味着友谊成为了她人生中的必需品，这便是一切不幸的渊薮。

这在我们看来似乎颇为危言耸听：友谊的必要组成部分不就是对彼此的依赖和偏爱吗？对此，Weil 并不认同；她认为，我们对他人的任何依赖和偏爱都是牺牲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和能力为代价的。在这种关系中，我们要么试图取悦对方法，要么期待被对方取悦；又或是试图主宰对方，或者期待被对方主宰。无论以何种方式，我们都在让渡“自我主宰的特权”。

针对这一困境，Weil 建议，我们务必将任何依赖和偏爱的情感转化为友谊，即双方经过理性的认肯，尊重对方的自主地位和能力的关系。因此，Weil 理解的完美友谊是一种纯粹中立的关系，不受任何一丝情感的叨扰，用她的话说，这是一种”完全的冷淡“和”公正“。她还警告，如果我们沉溺于与他人相互的依赖和偏爱交织的网络无法自拔，那么所有当下的偏爱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恶化成互相仇恨，这便是自主丧失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