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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阿拉斯加地震让安克雷奇市一大部分区域偏移了约5米。为了处理由此引发的房地产问题，阿拉斯加州在1966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所有房地产界线重新测绘，以更新土地位置。加利福尼亚州在1972年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案——《卡伦地震法》，允许房地产所有者要求法庭重画界线，来保护所有相关方的利益。
如果你住在阿拉斯加或者加利福尼亚州，那这些法律看似能够阻止你的邻居逐渐占有你的一部分房屋。但还是有一个陷阱。法庭判决，这些法律只适用于突发的变化，而不能用于渐变。
20世纪5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沿海小镇兰乔帕第斯，修路导致一整个街区开始逐渐往山脚方向移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慢速山体滑坡。到20世纪末，街区已经移动了上百米，这让有些房子滑到了归市政府所有的地皮上。市政府命令房主离开，但有些住户，包括房主安德里亚·乔诺，把市政府告上法庭，要求重画地产界线。2013年，在乔诺起诉兰乔帕第斯市一案里，法庭支持市政府一方，规定土地移动不属于突发而不可见的情况，房主完全可以采取措施来应对。想来这些措施大概就是把房子锚定在基岩上，或者每过几年就把房子往山上拉一点。”

“
一对夫妇的小猫爬到自家院子里的一棵小桦树顶上，待在那儿不动了。主人们为了救它，往高的树枝上扔了一根绳子，把树的顶部拉了下来，但是绳子打滑或是断开了，小猫被抛到高空，飞出了栅栏，夫妇俩找不到小猫了。一个星期后，小猫的主人之一在超市里碰到了一个正在买猫粮的邻居，便说：‘我都不知道你有猫。’邻居回答说：‘我们本来没有，直到上周，一只最可爱的小猫从天而降，落入了我丈夫的怀中。’
”

六十年代，末。
俩上海情侣「响应国家号召」来东突昆漠「支教支边」，在高中教英语。
来东突前，俩人都是上海铁道学院学生，本来有着相对其他芝麻🐷「更美好的」前程，一场「文革」外加「上山下乡」给冲得七零八落——事后来看他们还算是「走运」的，只是从「上海」的「城里」来到「乡下」的「城里」，还有更大一批上海知青被「分配」到「乡下」的「乡下」，省流总结为：「地狱」。改开以来这些人曾多次大闹上海市民政部门，以各种手段要求「返还」上海身份，其中不乏持刀自残自焚等极端行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孽债》演的上海赴云南知青其实没东突这边「有意思」，屄里屄里那根本不算事。
以上这些人间正剧跟昆漠这对情侣没有关系，他们其实更幸运——本身就是铁路子弟，来东突还是铁路系统，除了人生地不熟的共性问题外，凭着海派人士特有的「拎得清」，搞定各种技术人事关系算是轻车熟路，没多久就和在地人士打成一片。男的教物理，女的上英语，「上海老师」很快就在学校出了名，后来高考时他俩所带学生的成绩断层领先其他人，其中不乏清北毕业生，那可是八十年代初。
改开后，大量知青开始陆续返乡，这两口子也不例外。但是当时想要回去需要领导批准……（待续）

学校领导也没太为难他们，说只要你们考上研究生就可以离开，如果没考上就老老实实回来当孩子王。两口子一听有戏，加班加点备战备考，后来男的顺利考上，女的落榜。男的回上海时鼓励女方来年再战，「再苦也不会有没法回上海苦」，女方哭得不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男方坐上东归的绿皮车。
第二年，女方顺利超分，却在面试中遭遇重大挫折，原因很简单——女的。搁现在绝对被冲爆，但在当时，由于招生章程不透明规范完善，院校「自由量裁权」高（没错，「自由」伤害「平等」）以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像这位老知青被横刀卡脖的事情并不鲜见。当然，他们遭遇的也不止这样的「不平」。
第三年，她仔细研究政策三战考研，这次名落孙山。一方面是由于前情导致她确实有些不自信，考「疲」了；另一方面，参与的高手开始多起来，她曾经的优势也荡然无存。领导给了她三次机会，因为各种原因她都没有把握住，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最后「只能留下来」，一直干到本世纪初退休。
他男人回到上海读研后顺风顺水，后来还出国深造。开始的时候他俩一个月一封信，而后变成三个月一封，再往后推迟到半年一封，最后男人来信说「分手吧」，人到中年，女方哭得死去活来，分手却没有犹豫，「离就离」

俩人的孩子都十多岁，记事、懂事以及开始遇事的年纪。女方担心的不是自己有没有上海身份，而是孩子们，所以她在离婚协议书上只加了一个条件，「给孩子解决户口问题，否则不签」，男方答应了。
孩子们顺利拿到上海身份，在当地参加高考，都成功考进教会学校。后来又都陆续出国，成了🇺🇸👴🏻🇨🇦👴🏻的爹妈。他们的父亲则定居🇬🇧，后来死于新冠。只有她，来到东突后，除了看望亲人，一辈子没离开第二故乡，哪怕孩子表示给她搞个永居易如反掌。一家四口，五个国家，属实diasporic family。
她从来没后悔过。有着上海人的精明却不自私，人间清醒却一次次失去离岸上岸的机会，努力一生却两手空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她很喜欢这句话，却表示自己不是佛教徒，「我其实很在乎，但并不想过多计较。如果当时回去，那亲戚们肯定不是现在这副脸色，我也不可能住这么大的房子」顿了顿，「至于婚姻，我不了解男人，还不了解上海人吗？所以我根本来不及伤心难过」「那为什么不出国呢」「出国？那不等于再演再看一次我身上发生过的事？脑子瓦特才当这种戆鸠」。我也沉默，她那么上海却又那么不上海，她到底是时代悲剧的注脚还是含泪微笑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