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金合欢和豆花米线奶白酒Miu哇 @[email protected]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黄庭坚《登快阁》

#宋诗 #CHATONLIVRE @reading

这些标志表示你需要边界感:
•你感到不知所措。
•你对请求你帮助的人心怀不满。
•你避免和看向你提出要求的人打电话或交流
•你说帮助别人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你感到身心俱疲。
•你经常幻想放下一切消失不见。
•你没有自己的时间。

#边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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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 the signs that you need boundaries:
You feel overwhelmed.
You feel resentful toward people for asking for your help.
You avoid phone calls an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who might ask for something.
You make comments about helping people and getting nothing in return.
You feel burned out.
You frequently daydream about dropping everything and disappearing.
You have no time for yourself.
#boundarysetting #traumahealing #mentalhealthrecovery #psychotherapytools

Source <Set Boundaries, Find Peace>

有个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前几天有篇关于去年秋天的事儿的稿子，我昨天才看到。刚一点开看开头就心惊胆战，写到了我的好友，实名，他们现在的个人处境等等。后来我另一位朋友给我转来了中国数字时代上，作者本人的回应，看完之后觉得很失望。

明确受访者全都匿名，但是被受访人提及到的其他人，间接的，反而实名。这里作者给出的理由“各大媒体关注被捕者处境时已经广为提及”为由。（稍微逻辑滑坡一下，就是，且不论对错，别人这么做，我也可以做的意思）。各大媒体是谁？外媒？中文媒体？他们转载引用其他媒体的源头是谁？如果要援引别的媒体，就老老实实写信息源，引自某某媒体。文章没有这样写。文章很多呈现，看上去是采访所得，后来等到引起质疑，又说各大媒体都写了，所以是公共信息……这里，不规范，不专业。“宽泛的、易于获取的”信息，是非常主观的判断。既然从法律界人士比较容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还是不要省事，援引法律界的意见吧。

另外，她不知道的事实是，在上一波媒体关注里，几乎处于事件中心的一位朋友，亲口给我痛苦地抱怨了“各大媒体”公开他们的信息给他们带来的诸多麻烦，和延伸的后续。公开媒体的信息里就有很多扭曲和失实，而这些扭曲对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也有很多不好的影响，我当时唏嘘了很久。

那篇文章在对采访人的选择上就有“选择性偏差”。采了，也没有采深入；采了，但也没有全采。作者本人讲了“聊天”，和她对记者消息打探的态度，这一点最有问题，也是伦理失范教科书式的典例：她以为她不发出采访申请，是在保护大家，于是她只是“聊天”。于是大家不设防地和她聊天，却发现很多信息最终被呈现在文章里，有如今的反应，再正常不过（哪怕她是从别的渠道得到信息，聊天也验证了这样的信息，也是有contribution的）。可以料想的是，她如果发出正式的采访申请，被访人一定会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有限制的提供信息或者拒绝。记者做采访，吃闭门羹是常见的事。为了不被拒绝，一开始就不申请正式采访的情况，也常常发生，也是常用手段。可是这样操作常用于什么选题？什么样的报道对象？什么样的取向？往往是负面的、调查性的、批评性的语境。这样做之后的风险是什么？

这个事件的核心当事人远远不止向作者表达对文章认可的三个人。其他当事人发出采访请求了吗？这些采访的选择是怎么考虑的？其实随便去北京的现场就可以看到，文章开头那张照片，不二酒馆都已经“不在了"。尤其是她回应中提到了ABC，DEF，两个对文中截然不同的反应，还察觉不到自己文章的失公失允，反而固执地觉得后者“把人想坏”(这也是非常主观的判断）。

从结果上来看，文章的呈现有显然的幸存者偏差。一年后，那些能出国的都很幸运。行文里反而能看出来是处罚较轻的一群人，现在当然也愿意分享出来一年后的经历和处境。他们是大多数吗？如果是，为什么？可是处境更糟糕的很多人，至今还无法正常生活的，文章的呈现很有限。另外，听说作者身在海外，但是很多人还在国内，被迫呆在在原籍，作者对他们谈论”如何应对恐惧“，真让人难以接受。

作者的回应里，她总觉得对这些弱化的处理是在保护，实际上这种没有任何信息增量的、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但是又提及了一两句的报道，提了真的不如不提。直接伤害是给人家的生活造成了麻烦，然而作为记录事实的意义却因为那一层“保护”和弱化的处理，显得很鸡肋。

这就是采访的不公正，也是书写的不公正。作者在文末还放出一位正式被访人对文章的认同……无语。当然这一位会认同了！可是作者不应该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呢？

文章列出的其他各项，哪怕在极其富有争议的伦理选择时，作者也说“这一点可以讨论，但作者认为没有标准答案”……言外之意是：“在两难中我选择了有利于我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运动本就很复杂，去年上街的人有多少随机性、有多少人带着不同的诉求，以及对运动本身就有特别不同的看法。文章呈现了一些，但单一线性的描述“和为叙事需要”的铺垫反而简化了整个事件的同时，挟持了其他的声音。事实也是，队伍里很多人真的只是反对疫情政策但是不反对其他议题，甚至本身反对其他政治意见的口号。我就知道队伍中本来有更激进的声音，但其他人立刻反对，说这种声音会牵连其他人，我们今天就只是反对核酸，要求正常生活。能正常经济发展，五百年皇上又如何。这种声音，有人写吗？这种心声不讨好吧？

正是这样敏感的、复杂的、关乎公众利益的选题，才应该谨慎更谨慎，才应该权衡更权衡。才应该尽可能地囊括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作者提前预设的某一个单一立场。这一年里有其他很好的文章，实际上做到了平衡作者本人回应中的那些“可以讨论”的争议点：不但在信息源的保护和披露信息之间取得绝佳的平衡，也对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媒体不一定喜欢的意见也有所呈现。但是这一篇，且不论作者徒有怎样的出发点，笔下却没有这样的工作能力；出现了这么大的争议，却不能反思。还说”我们是面对共同的敌人“。没有人指责人们的不幸经历是媒体造成的，可是，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抗争者就经不起猪队友坑啊。每一次这样的新闻操作事件都在伤害被访人对媒体的信任度，作为专业的、谦虚的记者，应该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吧。

另外，文章不仅仅是作者的，也是编辑的工作。作者列出了就这个事件的好几篇报道，然后也说过曾经面临过来自要撤稿的要求。敏感事件的记录和书写，不是非黑即白的，”写或者不写“，或者”写或者模糊地写”，放在哪里写，什么时候写。一些题，切入的角度、呈现的形式，都有很多技术上可以平衡，解决的问题。有的文章，急发不如不发。

更不能接受的是，很多争议应该就事论事的讲文章、讲新闻操作、和文章带来的负面影响本身。一群抱团的人开始讲作者的性格品质之前的阅历等等，为她背书。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并没有让观感变得更好。对于写作，每一篇都是从0开始。之前写过好的，不保证之后每一篇都写好。不愿反思是最大的傲慢。

Sanderling morning commute

高医生写给孩子们的这首诗非常感人，摘录于下：

《思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们进入睡眠。
九十二岁的我思念无定时间，
回想着你们幼年的小脸，
活泼无暇的行动，
奶声奶气的呼喊，
这是当年的乐景，
如今留在梦幻之间。

以下信息有助于理解这首小诗：
> 1969年1月13日，十三岁的儿子郭锄非被以「反革命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直到1974年才平反。

> 2007年2月15日，高耀洁获批前往美国接受颁奖。河南当局用工作和前程胁迫郭锄非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大年初一，儿子跪在母亲面前磕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高耀洁心志已定，即使儿子劝阻，她也不愿意放弃。她在纸上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郭锄非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 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因无法办成调动手续而失去了工作，不得不于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响。「她非常恨我」，高医生说，「来电话时从不叫一声妈」。

【高耀洁医生在纽约去世，享年95岁。】

高耀洁医生流亡美国后，2016年10月初在网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公布了她最近写下的一份简单的遗嘱，对自己的身后事进行了简单安排。他说：“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自1996年在郑州一家医院会诊遇到第一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后，高耀洁开始了相关调查工作。为了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与艾滋孤儿，揭发这场灾难后面的重重黑幕，她不仅耗尽上百万家产，也让自己成为中国官方重点监控与打击对象。她的人身自由越来越受到控制，电话被监听，出门被跟梢，特别是2007年初和2009年初美国、法国分别向她颁发人权奖时，警察日夜包围她的家，以致于不得不远走他乡。

2009年5月，已经近83岁高龄的高耀洁只带着装有多年来收集的艾滋病调查资料的硬盘，匆匆离家出走，从河南，到北京，又到四川、广东，最后，2009年8月，她到了美国。她在回忆录里写道：“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附近一所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深居简出，继续她的艾滋病事业，短短几年写下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31210-%E6%8F%AD%E9%9C%B2%E6%B2%B3%E5%8D%97%E8%89%BE%E6%BB%8B%E7%97%85%E5%A4%A7%E6%84%9F%E6%9F%93%E7%9A%84%E9%AB%98%E8%80%80%E6%B4%81%E5%8C%BB%E7%94%9F%E5%9C%A8%E7%BA%BD%E7%BA%A6%E5%8E%BB%E4%B8%96%E4%BA%AB%E5%B9%B496%E5%B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