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email protected]

《海贼王》里有多少角色被击败后就颓废了，然而我们的巴基船长没有。

他有着三番五次失败后契而不舍的精神，敢于与强大对手叫板的勇气，抓住任何机会的能力，乐观的心态，坚定的信仰。

如果非要说他是运气好，那当然，爱笑的男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一部优秀的小说一定要刻画出（至少）三个核心问题：美、个体和时代。

关于唐山的事我多啰嗦两点：

1.一般意义上，人们通常会将家庭重男轻女、职场性别歧视或网络荡妇羞辱等「低烈度」的表现归结为性别问题。

然而如唐山夜宵之类的事件，因性骚扰（或其他性别问题）引发的「高烈度」的表现——殴打、绑架、放火、杀人等刑事犯罪——则被许多人仅仅归结为治安案件的范畴，反而忽视了其本质成因。这无疑是偷换概念和舍本逐末。

2.某些施暴者会试图为自己辩解，将自己施暴时的神智形容为醉酒、气愤、冲昏头脑等意识模糊精神失控的状态。似乎在施暴的瞬间，自己的意识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了。然而事实上，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施暴者在施暴过程中都有清晰的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其是否清醒：施暴者是否为无差别攻击（类似绿巨人）；施暴者是否会停留在案发地（无逃离行为）；施暴者是否伴有自毁倾向。如果答案是「否」，那可以初步认定施暴者的精神在其施暴时是正常的。

运动式执法（严打）淡化了遵守日常规则的重要性，片面的强调了阶段性目的，缺乏规划长期有效的治理方案。

我们需要在极端的社会丛林法则和极端的国家暴力机器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非在两端反复徘徊。

疫情以来，诸多社会事件中，行政系统表现出强大动员能力，同时我们看到了与之相对的法治系统在基层的崩溃。强者蔑视法律，弱者不信任法律，执法者无法出示相关法律。

如果行政干预屡屡奏效，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牟利或自保而攀附权力，越来越少的人尊重规则本身。

618了，不买几本书吗？

健康码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良民证吗？

掺着螃蟹脚的普洱茶，不用沏泡，而是反复煮沸后晾凉了喝，在夏天，会有绿豆汤的味道。

高群书在拍《征服》之前，拍过一部纪实电视剧《命案十三宗》，这部电视剧与《征服》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石家庄（及其附近）拍摄，也都是千禧年前后的真实罪案。
然而《命案十三宗》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即其中十二宗命案（除了最后的误杀）都与情爱有关，这很神奇。因为在普遍的认知里，一个人感情出了问题，可能会喝的烂醉如泥，也可能出门花天酒地，但在什么情况下会在动手杀人呢？

当然，如果地理真如广大考生认为的那么简单的话。回过头来看看应试教育本身确实没什么难的，难点在于如何克制自己的贪念。

最近看了高考选科的情况，发现地理竟然是选的最多的，说明考生普遍认为地理简单。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我多年来的学习经验，因为读书的时候，我中学当过学习委员和数学课代表，数语外三大主科一直不错，物理考过年级第一，生物和化学也学的比较轻松，历史和政治算是班里背的最好的，唯独地理我一直学的不太明白（直到今天都分不清月相）。我曾一度认为地理是人类设计的最复杂的学科，但是今天看到数据我才发现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关于任何一个存在所谓的「是非争议」的人的分析。都有两条适用于（没经历过哲学训练的）普通人的简单标准：1.你想不想成为他/她；2.如果全世界除了你自己之外都是他/她那你能不能受得了。

我需要被教育，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总是犯蠢。我不想让自己总是犯蠢，是因为每次我都会为自己的愚蠢行为懊悔。为什么我会懊悔，是因为我的年纪已经足够大了，我已经犯过太多错误，且没有什么时间去犯新的错误了。

所以本质上，我的理性是在与我的良心和有限的生命共存。

感觉还挺斯宾诺莎的。

每当人们聊起越南，我的脑海中总是响起万青的《张洲》，现在又多了一首五条人的《越南》。

看完《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之后就感觉余华他们还是写的太保守了。

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20世纪迅速崛起、壮大，又迅速瓦解、消失。
是不是意味着，共产主义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前现代危机，却对现代性的危机束手无策？
换言之，是不是共产主义的全套方案仅仅提供了一条由前现代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路径，它的价值只存在于（阶段性的）历史转型期里？

「李慕白说：『当你握紧拳头的时候，什么也抓不到，而张开手掌，却拥有了一切。』这话具有哲理，但男人骗女孩都是这么说的，老公要老婆默许自己有情人，也是这么说的。」

徐皓峰写的这段话笑死我了。

我们生活在两种「真相」里，一种是新闻里的「公开的真相」，还有一种是微信和微博里的「私人的真相」。

在20世纪的苏联，「私人的真相」存在于苏联笑话里。而在今天，即时通讯里流传的音视频、社交媒体的meme梗图或是越来越火的web3是「私人的真相」的载体。

不可否认，「私人的真相」里面掺杂着许多谣传、误解、断章取义，但人们之所以选择相信这些，是因为这些谣传、误解、断章取义恰恰反映了（满足了）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一套想象（即人们认为那些谣传是会发生的）。

即便谣传是假的，但刻在人们大脑中的「想象」也是真的。这些真实的「想象」会反过来改造现实社会。手机作为最称手的创作、保存和传播工具，它提供了信息的多样性，让无数微弱的声音形成一张巨大的网。而人则是这些声音的尺度。

那些模糊的图片、碎片化的文字、被不同配置的手机反复压缩后的视频，如漂流瓶一般，穿越人潮，到你的面前。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呐喊，看到了小溪汇聚成江海，看到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困惑、恐惧和爱。

物质世界是短暂的，钢筋水泥会随着时间破损坍塌，而抽象的「想象」却能持续的存在着，跨越一代又一代人，变成唯一的真实。

没疫情的时候市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出疫情「每个人」就成第一责任人了，真是把政治参与给玩明白了。

安全感对于基层社会尤为重要，民众间的信任来源于「熟人社群」或「稳定透明的规则制度」，不然只能滋生猜疑和恐慌，最终演变成底层互害。

我们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作过程，什么事件被当作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

尼尔·波兹曼《文化向技术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