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創作界似乎有一條原則正在流行:中文寫作少用成語。其實不難理解,成語是文言文(駢文)遺留的殘片,白話文試圖將其直接納入詞庫作爲語料,猶如洋涇浜英語,勢必水土不服。
現代人學習成語,都會被告知成語的字與序不可輕易更動,「百身莫贖」對,「百身難贖」錯,久而久之,成語就被當作一個基本詞素,直接映射至所指,不再經由四字分析理解而來。兩個例證:一是「一衣帶水」許多人斷句錯誤,也並不理解字面意思,遑論背後典故了,但並不影響人們正常使用一衣帶水來形容中日關係;二是,稍稍複雜的成語,往往只作副詞或句子狀語使用,表明人們已經失去了分析成語語法的能力,只好將其附爲句子平行成分,不介入主幹。
還有機會在中文寫作中順暢使用成語嗎?這需要對白話文和成語兩方面重新打磨,將成語還原至單字語素層面理解,將白話文拆分至僞語素層面(文言層面),將兩方接口袒露出來,得以聯通。這樣產出或許類似早期白話文,亦不知所費何償。
『李傲寒评《汉魏六朝文人身份的变迁与文学演进》|“士人”何以成为“文人”』
《汉魏六朝文人身份的变迁与文学演进》,徐俪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449页,128.00元在近世传统中,“士人善于写作”乃是妇孺皆知之事。在从宋到清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即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是言刘晏幼时因上《东封书》而被授予正字之职,以此为童子楷模;《儒林外史》中身处闺阁之中的鲁小姐检验夫君是否为名士的方式是“请教一篇文字”。虽然涉及的文类不同,但均显示了写作能力是维系士人身份的重要因素。但这个观念并非自古有之,从汉魏虽“士有百行”仍“以德为首”,宋初范晔对甥侄言“常耻作文士”,到齐初宰相王俭则因庾杲之“学涉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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