岚山 @[email protected]

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没有什么批准不批准。当我今天告诉年轻人，说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时根本就没有护照，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见到过护照是什么样，他们会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当时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我们今天要填近百张的表格，当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当时的国境线无非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道铁丝网。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作祟，世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变得不正常——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才开始，作为首先看得到的现象是对异族的病态恐惧：仇视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

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原先发明的专门对付罪犯的各种侮辱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每一个准备旅行或正在旅行的旅行者身上。出门旅行者不得不被人从右侧、左侧和从正面拍照；头发要剪短到能看见耳朵。旅行者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留下大拇指的指纹，后来需要留下所有十个手指的指纹。

此外，旅行者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开具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以及推荐信。旅行者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还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别旅行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我起初也觉得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碎小事”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无可挽回的宝贵时间。

当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填写了不知多少声明、还要填写纳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申报户口表和注销户口表，等等。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等候室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我曾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一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善、有的呆板、有的过于热情一我在边境站接受过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我这才感悟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嗬！

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将成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公民们的新纪元。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却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读文学艺术书籍。我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先要去的地方不再像往昔那样是去那个地方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为了领取“居住许可证”去领事馆和警察局。

我们这些人以前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谈论的尽是一些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或者打听应该申请长期签证呢还是申请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在上个世纪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为重要。我们凭着天生的悟性始终会感觉到，我们是被施予者而不是施予者。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我们不停地受到盘问，被登记、编号、检查、盖章。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百年前。

为什么朋友圈这么多人希望打仗？真的无语了。打仗损人不利己，如果打仗，多少无辜的台湾百姓受难？中国现在这样脆弱不堪的经济只会在战争中崩溃得更快。

“二舅”短视频从被官方推崇爆火到最终曝光作假下架，证明了一个封闭狭隘的文化环境一定是鼓励投机分子大行其道而埋没真正的创作者的，因为只有唯一的一种价值观被允许表达，这对投机分子们来说失败的变数太少，试错的成本太低，只要逢迎顺从总会撞上狗屎运，而投机主义本身又一定是鼓励作假的，因为相较于捕捉真实，作假的成本是最低的，投机主义者们并不渴望真正的表达，他们只会以功利的角度看待创作，甚至可以说他们眼中并没有创作，只有生意，这样的文化环境只会生出恶之果，开出恶之花，这样的文化市场最终也一定会失去生命力，变成谄媚官方的群魔乱舞，迟早有一天不再需要官方主导，民间就会自发的上演一出出像模像样符合官老爷口味的样板戏，那些人经过“二舅”事件并不会学乖，而是会“总结经验教训”精进骗术，下次他们就会生产出漏洞更少更加严谨的“三舅”“四舅”之类了，大众总是愚蠢，一种姿势没骗过还有下一种，只要官老爷还爱看，就总还有机会

我知道抓右派这个事一定会重现，只是一直知道会采取什么形式，现在解惑了。投票－改造－摘帽，还是熟悉的味道。另外还有一个悲哀的感悟：自古以来，中国人所能拥有的，真正能起作用的投票权，也就是投票抓右派了。

装裱一下这句话，太搞笑了 made my day ：

“鲁迅的文章看起来永远都像昨天下午写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