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你们还想把上海两个字从中文里抠掉吗?
科技的伥能识别所有方言、口语、黑话吗?能阻断修辞和幽默感吗?
他们不喜欢方言由来已久,小学时街上到处贴着“请讲普通话,请做文明人”的标语,在学校里说方言会被记名字、给班里扣分。这导致我方言水平有限,折合雅思大概还没有6,少了一些独有的妙语连珠的表达。
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方言多少是受创的。普通话运动曾流遍此地。上次看到一个狼人杀视频,辨别谁是冒充的粤语区人,结果一个95年左右的土生广州小哥第一轮就被票出去了——学校里不许讲方言,后来又早早出国。连广州的学校里,孩子们也不怎么讲白话了。
原来害怕什么,给它扣个“不文明”的帽子就好了,扣个“土”的帽子就好了。羞耻感真是好用的工具。
总有人爱穿国王的新衣。
但那又怎么样?把屏幕上的字擦掉、变成**又怎么样?人们会完形填空,会学习外语,会不断创造新的语言。字永远都在人们的脑中和眼神里。
那半个学期我的日子很难过。
班主任的针对像一道隐形敕令,没几个同学再愿意和我说话。我学生生涯一路可算“会读书”,但那段时间我顶不住压力,成绩开始下掉。我尝试说起我的难过,父母只觉得面上无光,颠倒因果地讲道理“你成绩退步,老师当然不喜欢你,同学也会瞧不起你。”
班主任被认为是一位出色的教育者。连年被评为特级教师,照片挂在宣传栏的第一行。每年教师节会收到孩子们的卡片。他们夫妻俩都是端体制饭碗的老师,儿子后来去了某Top5大学。在小镇上有里有面,家长们打交道时也捧着。时至今日,我母亲电话里有时自豪地说起“上次在街上碰到你小学班主任,还记得你!”。
我甚至不敢恨。被这样德高望重的人讨厌,一定是因为自己很差劲吧。
直到新学期,班主任的恶意像来时一样突兀地消失了。火集到了其他人身上。
准星终于从我身上移开时,我竟然感到感激。
我永远记得那半年的重量,压得人喘不过气,却又难以捕捉。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他们只会带着“看穿了一个坏孩子”的笑:老师为什么要无缘无故针对你呢?
可是权力的一大显性岂非在于它无需理由。它随机却要求别人既定,它模棱两可却要求别人精确。它永远自圆其说,甚至懒得自圆其说。
剪刀事件里的班主任,也有一段时间密集地针对我。课上到一半,会点名责难我举手发言不积极(其实那堂课我举手了五六次;也不是开小差或答不上问题,纯粹一时兴起的批评),让我罚站到课结束;公开嘲讽我的作业、批评我态度不端正(故意断章取义念一个荒谬的答案,我原文并不是那样写的);还有一次,班主任突然停下讲课,径直朝我走来,用力扯了一下我的辫子,理由是我“看起来很木,让人看着就烦”。
我小时候有轻微发音障碍,对举手发言这件事有些恐惧。但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我至今不知哪里得罪),我强迫自己几乎每个问题举手,却又常被视而不见,即使点我,也会怪腔怪调地模仿我的话。我们被要求发言必须举手,否则是扰乱课堂纪律。举手分为标准式和热切式:标准式是右手肘九十度弯曲垂直于桌面;热切式是整条手臂伸直,斜向上高举,更热切一点,还可以挥动手臂,半站起来,口中喊“我我我”。班主任一向鼓励热切,在一片热切式中如果使用标准式,也会被批评“课堂参与不积极”“态度不端正”。
如果现在站在当年的小学教室外,可能会觉得这一幕有点不适:一个人站在高台上,满意地俯视、检阅、评判孩子们是否热切,而那个热切式举手,有点像Nazi礼。
小学班上有个手生六指的同学,身世坎坷,被拾破烂为生的奶奶带大,由于缺少监护人,成绩稀烂,也经常不写作业。班主任检查作业时总要发飙,总会加一句“就因为要批评你一个人,全班那么多人的时间都被浪费了”。
有一回班主任甚至扬言要剪掉他那根多余的手指,以治好他的懒病。那个同学被揪着领子从座位上拉扯起来,那根残疾的、丧失功能的手指暴露在全班的视线中。剪刀卡上去,班主任作势要铰。
这一幕是我小学时的噩梦之一。我那时看不太懂大人的脸色,以为班主任真的会铰下去,会发生血肉横飞的一幕。那个同学的眼中更是充满恐惧。
近来越来越意识到,这个故事其实一直在重演,个体被驯出对群体的羞愧的故事,手握剪刀之人从虚空中扯出一条道理或法令的故事,个体被毁伤却还要忏悔己罪的故事。
只是很多人在此地逐渐习以为常。“都是这样的”。随时可能成为“多余”的人,“不配”的人。而很多剪刀,后来也真的铰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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