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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可以一边为丰县唐山发声，一边“留岛不留人”？一些个人的想法。
我们从小缺乏系统的公民教育，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没有理论学习过。对这三个词以及公民的权力义务的理解，大多来自我们的生活和经验。而生活经验是局限的，本能的，也是非常个人的。（更不用说，大概率是毒化的。）
我们天生就会对丰县和唐山的受害者同情，对加害者愤怒，对政府的不作为和遮掩包庇义愤填膺。
但，如果不是那19%的失业青年，没有被封在家里2个月，没有听到住在家对面的老人没有吃的，饿到打开窗子呼救，没有看过战争报道和纪录片...没有这些经验，又无法超验感同身受的人或许就会冷漠地转过脸去。
再往深处，丰县和唐山，丰县和上海，郑州和丹东，香港和台湾...失业，封城，战争，这所有点之间的线，内在的逻辑，会更加需要理论知识去推动进一步的思考和思辨。

……我是感觉这种全方位不同程度让各个社平都处于一种停运状态的技术以后会用得越来越勤的，到最后常态化一下大家虽然抱怨归抱怨但渐渐地也就习惯了，和地铁安检行程健康码一样。

树燕划过水面~(*^▽^*)

爱见证历史的人，恭喜你认识到了一件事：你正在旁观，事件正在发生。只是还有另一件事：你只能旁观，当历史砸到你脑门上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历史是胜利者的书写，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你永远是黑色背景板，永远是哑巴，永远在迷宫里四处碰壁。别说蠢话，先可怜可怜自己吧。

@yun5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性别霸权，非要你选是男是女，是统是独，然后就可以用各种标准来收拾你。
可是人家跨性别，或者觉得自己是啥性别就是啥性别，也是正当的存在啊。民族国家自己不就是个新发明的屁么？

我其实完全不明白，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卷入战争的地区，不管是发起战争的还是被动加入反抗的一方，有任何一方的普通民众因为参与战争得到幸福吗，没有啊，无数人因此死亡和一生不幸，十五从军征，阿房宫赋，我们的父辈，西线无战事，这不足构成作为普通人反战的理由吗，人类真的好奇怪啊。

2015年我去藏地塔公草原旅行，一进到塔公，就没有网络了，只能打电话发短信。我以为，是那里基建落后，跟当地人聊了才知道，每年七八月都会断网，彻底断，为了避开达赖喇嘛生日。

⬇️ 一定要劝阻家里还有存款的老人，这是金融养老产品，也就是说客户是被定性为消费者，不是储户，消费者和储户完全就是不一样，这款养老金融产品绝对会暴雷，到时候老人维权下场就跟p2p，河南村镇银行一模一样，这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坑人呢。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29/content_5703512.htm

今天碰到一只歪头小猫猫。但是超级甜超级喜欢在人身边。

从此所有做饭的象友都有了模样

海南花费250亿修海底电缆，可能大陆的海底电缆要切断了，只有海南能用。

跑海南也没用，封关就是为了大陆的中国人去海南，而且海南规定外贸企业才能用外网，普通民众不在特权范围内

中共就是把你原本的基本生存权利剥夺，禁止你出门上网，然后2000元才能出门或上网一次

#ccp #中共 #海南自贸港

我现在看到某某app开始显示IP已经不会有多余的感触了，只会觉得“哦，又是一件常态化的事”。然后，顿了顿，想到刚开始显示IP地址时，我有多么震惊愤怒，这个时候惊悚才戳穿麻木，刺痛神经。人的阈值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拉高的，后退一小步，好似与别人差得不多，等到再回头望，我们已经被逐步改造成了党国需要的机器。没有什么“忍忍就过去”，忍耐是无穷无尽的，只有知道什么事情Unacceptable，这一切才能停止。

1905年，出生。

21岁，本科毕业后被派往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医学。医学博士毕业后通过了助理医师考试，在里昂的公立医院工作。

30岁，觉得“我学医是中国人出的钱，我要为中国人治病”，于是回国，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当内科教授，兼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

33岁，日军连续空袭轰炸了十天，他常常带队前往灾区救援。同年，广州沦陷，他先去了广宁建立伤兵医院，然后去了昆明，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和医学院院长，同时自己也开医院。据说他跟广州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朋友，自己掏过钱从国外买药送去延安。

42岁，抗战结束，回广州开医院。

4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6岁，公私合营。当年的广州地下党负责人已经是广州市长，邀请他去当市立医院的院长。后来市立医院合并，他捐资旧人民币一亿元、小汽车一部和自己医院全部设备创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院长和内科主任。他自己掏钱买了院里第一台进口X光机、第一台救护车，还托人从法国买了一台新式能屈胃镜，又从国外带回来检验和病理需要的电子显微镜。

49岁，开始当官，但依然是医院院长。据说他当院长的工资不是拿去补助困难职工，就是拿去饭堂给全院职工改善伙食。他会跟护士一起清洁病房，还会叫大家做完以后一起去喝茶。

53岁，觉得医学相关人才实在太少，提议成立广州医学院，市长同意之后，他自己出钱出力，从筹建到第一批学生报到只用了三个月。学校的选址就在他医院的马路对面。
同年，为了治水，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把学校西边的一个水塘挖成了人工湖，取附近流花古桥的名字，命名为“流花湖”。

54岁，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

58岁，带队回老家医院考察，给县里医院提了些建议，把一个急需开刀而条件不足的病人带到地区医院，主持了8个小时的手术。

61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红卫兵揪斗，抄家，近百万字的《内科学》草稿被毁于一旦。
同年八月，他自沉于广州医学院旁的流花湖。但后世有些资料会说他是“因病逝世”的。

他叫姚碧澄。

今天有学生问我为什么那种仇日和上纲上线的事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我真的是没法用仇恨教育去搪塞了，因为那相当于回避了个人本应承担的责任。

我说得直白点：很多中国人喜欢拿狗吠当人话，甚至去顺应甚至附和狗吠。让他们去叫，我们继续搞我们的，狗能咋地？再抡U型锁？但是我们看国内是怎么应对狗吠的？一说夏日祭，不仅全面取消，甚至中小学都在下通知禁止学生参与类似活动——这不就是便宜了狗么？所以狗只会越来越猖獗。

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

疫情严重时期，由于中国国际印象极差，导致部分日本人去攻击横滨中华街，说他们传播病毒，但却导致了大量日本人去中华街吃饭——目的就是声援，让一些人知道极端声音无法阻止或代表自己。

大家再反观中国人，面对极端声音又是怎么做的？

不说了，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