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k Star🤘👀😮🌙😅😣🙏🖐🙄 @[email protected]

前段时间尖锐湿疣的图在我微博首页疯转，那位朋友又给我说了一件这样的事。听完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杀人。

是这样的，我本人也想退出中国。

一烂到底 没有底线

https://t.co/kV0jLTbiCF
An anonymous letter from a Urghur in China

今天小区发出入证和核酸卡，两张小纸片。去领的时候有人问核酸卡是干什么用的，居委的原话是：证明你没有去过方舱。哇靠，见到活的新时代良民证了。阳了真的留案底，做核酸不能去普通检测点，只能去医院。阳了活该，阳了没人权啊。
小区附近两个核酸亭大排长队，管子还不够，管子做完人走了。听说有其他小区因为排队做不上核酸，打起来的。感觉爹是在控制出门人数，你做不了核酸就不能出门、复工，故意限制每天出门额度。两千多万人排队就为了抢出门名额，真是天大的笑话。

核酸检测不是人的正常需求，常态化核酸就相当于征税了，如果按72小时一次，每次4元来算，相当于政府向每人每月收了40元的税，而且征的税不是用于公共福利，而是定向补贴给本来就很富的特定行业和人，妥妥的负福利，明目张胆的劫贫济富。
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以及万一没核酸检测就上不了火车地铁进不了商场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更重要的是，平常时候不需要向别人证明我没病是我们的人权，就像我不需要证明我奶奶是我奶奶就能去看望我奶奶一样，强制核酸检测，既损害我们的物质利益，又损害我们的尊严。
对政府来说，政府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谋求公共福利，政府属于公共资源，常态化核酸对国民来说高成本零受益，所以必须由政府实施强制力才能得以持续，这就不得不增加保安的数量或工作量，必须增加政府管理这件事的岗位和职责。钱和精力放在核酸检测上多了，放在教育、卫生、扶贫、环保等事情上面就少了，公共资源也产生了浪费。

@Fromage002
2020年时候的禁止内蒙双语授课就是这样
通过限制内蒙使用民族语言教授语文与历史、改用统编教材，让新一代少民学习历史的视角从原本的在地中心转为中原中心，强化国家认同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inner-mongolia-mother-tongue-education-crisis
当时事情闹得很大，还有很多抗议家长被捕，更多人因「禁止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为要挟被迫噤声

https://zh.m.wikipedia.org/zh/2020年內蒙古雙語教育新政策爭議

那一年那些青春闪烁如电的年轻人啊，端今天刊出来的六四纪念报道里，六四亲历者叶清回忆那时上街是一种势头，“不表达、不吭声是做不到的”。那之后的30多年，年轻人未老而先衰，混成心态油滑而势力的巨婴

图源来自两年前刘锐绍的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604-notes-hong-kong-june-fourth-2020/

@covid19
#新冠时期的记忆
昨晚上微博看到毛十八转发了一个视频，原博已经因为这个视频被炸号了，看转发链上的提示，应该是万青郊眠寺这首歌配乐的上海这两个月的视频混剪。很好奇想看看，墙里墙外到处找都没找到备份，爬广场也很少看到提到这个视频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备份了视频的网友，拜托ta私信了我一份。剪得真的很好，配乐更是升华了视频。我个人觉得是比四月之声更有力量的，歌词实在是契合。上传了一份上毛象，推荐大家看看。

好消息是，反抗，不一定是什么激烈的事情，甚至完全相反，厌倦也可以是一种反抗。被称为“现代民权运动之母”的罗莎·帕克斯，严格来说什么也没做，她只是拒绝让座而已。事前没有策划，甚至都没想到过会因此被逮捕。在她的自传里，罗莎使用的关键词不是“勇气”，而是“厌倦——”“我累了，仅仅是因为我对屈服感到厌倦。”高压之下，勇气可以被一个接一个定点清除，唯有厌倦这种情绪，你永远也不知道会在哪个节点以什么形式爆发。

我第一次看王剑的节目，是讲中共“无痕施政”。我记得的有两点，1，不出文件，自行领会。永远没有证据。2，只对部分地区部分人实施某政策。当这些人上网抱怨的时候，永远有另一些人跳出来说，我们没有这回事。要么是谣言，要么是他们这些人有什么问题。这两点在从上到下各方面各种事件里都反复得到印证。

不知道下一次“静态化管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下一次面临生活看病出行困难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下一次铁拳砸下来是什么时候的我们，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封”，甚至都不是什么”放风“，顶多叫”喘息“。
在秦地，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比喻成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关系是更容易理解的。捕食者会给猎物喘息的机会是因为过度捕食会导致猎物灭亡。但就算是捕食者，也不会要求猎物在喘息时还给自己歌功颂德的。同一物种内部里建立起来的捕食与被捕食的关系，纵观整个生态系统，从古至今，都是绝无仅有的奇观。

心情：

上海终于也开始推“场所码”了。场所码在北京应该已经实施两年了，在我能想到的任何公共场所，都要扫这个码，进门时有专人查验北京健康宝。上海在这一波疫情之前，基本只有电影院和剧院要扫场所码，办公楼、购物中心等地出示健康码就行，管理不严的地方甚至可以晃一下几个月之前的健康码截图蒙混过关。
对于公共防疫，个人的自由和公共管理的限制是非常矛盾的。上海以前的这种管理，我认为是一种自由和便利，而北京一些扫惯了场所码的朋友会觉得管理松散。每天每人扫几个码，做一次核酸，我认为个人为了公共防疫所付出的时间、精力，相对于其收益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个人的效率和社会的效率都降低了，摩擦形成了巨大的效率折损；过度让渡个人隐私也伴随着隐藏的监视和控制，让我感到被侵犯。而另一种观点的朋友则认为，为了公共防疫我们有必要让渡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自由散漫，不负责任。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是“度”的问题。类似于，建筑和工程的防灾标准应该是能防住百年一遇 还是千年一遇的灾害？如果设计标准过低，那就连小灾也防不住，会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如果设计标准过高，又会因为要造得过于坚固而造成材料的浪费。公共政策应该找到效率和安全中间的临界点和最优解。
而现在的情况是，同一个病毒，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认为最优解是共存，只有中国政府认为最优解是清零。（甚至中国很多民众、专家也认为最优解是共存）而且“清零”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共存还是清零是不能被讨论的，共存会被污名化为“躺平”，不但要病毒清零，异见和讨论也要清零。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想找到这个最优解，只是为了清零，为了“人定胜天”，为了控制人、规训人，不择手段而已。
而什么地方才会对人做这么多服从性训练、集体动员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工作呢？只有军队和监狱。

六月了。

一大早被叫醒，我在酒店的隔离也结束了。工作人员给我一张解除隔离证明，给我之前当着我的面拿消毒水喷了一通，我说不用喷了！他也不听，递给我湿答答的一张纸。

隔离期间让我们每天消毒马桶三次，往马桶里放药片，我才不管。测了五次核酸，最后一次是昨晚，鼻子和咽喉各取两份样本，要分送两个检测机构！我跟Phil说起，他说：“简直太可笑了！太蠢了！这样的过度防范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政策有多荒谬，我跟你讲了两个月你还不知道吗？！”

上海解封了，但图一是我的朋友发的，图二是群里看到的，这就是我担心的事，政策不变，大家就全凭运气。

顾华:炸的好快，太惨了

编辑:突然转出去了，那就引用一下金斯伯格的话吧"有人问我法庭需要多少个女法官，我说九个，他很诧异。可是从前九个都是男法官的时候，却没有人感到诧异”

二编:转发说人民大会堂男女数量已经很平等了，这里分享一个我今天刚知道的冷知识:女性占17%的时候，男性就会认为比例已经达到五五开

政策说：快点快点已经过去了不要多想快点往前走。
可是周围很多人都过不去，失去亲人的人过不去，即使也有很多人可以过去、想要过去、必须过去，但还是很多人过不去。原来留下的感觉是这样的。
能感到开心的也很好，毕竟是劫后余生。但感觉内心空落落的，又有太多无从着落的愤怒：这就完了？周围往左看，有人在哭；往右看，有人在哭。最后自己也只想坐在地上说，我不想走，我不想被傻X的通知傻X的政策逼着往前走。就这么一笔勾销吗？
在武汉封城时期做志愿者时，做哀伤辅导的老师说人必须要好好哀悼才能过去。当时就想说，但是政府不会允许人们哀悼的（后来殡仪馆的排队和限制祭拜时间也看到了），因为人们如果哀悼，就难免会愤怒，会去想是什么让我失去了，而后不可避免地指向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答案。所以上面会想逼着人别去回想，麻木地投入工作、去消费就好了。可是我们需要哀悼。在那之前从没想过连哀悼都能算是一种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