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毛象老虎🐯 @[email protected]

在谈及三年大饥荒和中共责任时，赵紫阳曾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

同门在群里大骂学生傻逼，被境外势力当枪使。她在兰州，被封控致这学期都没法返校。彼之傻逼，我之英雄。

上海的朋友们在乌鲁木齐中路喊出：“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他们才是皇帝的新装里小孩，他们指出了问题的核心。这也让他们身处险境。怯懦如我能做什么？我只想到，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所谓资本家，不是基层乱政，甚至不是习近平独裁。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共产党！这个党的本质决定了它要抓取一切权力，决定了它无法选择自由开明人士执掌权力。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一百年来的中国，从教育到媒体，从文化到语言，从官场到商场，从庙堂到江湖，共产党的邪毒侵蚀无孔不入。共产党比纳粹更邪恶！纳粹作恶程度远比不上共产党。
当年的中国人为换取和平安定的生活，出卖了自由，可换来的的是什么？是不停歇的革命和斗争，是无休止的饥饿和愚昧。自由啊自由！直到今天，这都是我们出卖自由的报应！

牛與雞

所以中共黨內自始至終都貫穿着一條知識分子靠邊站的歷史規律。但這並不是説，所有在中共黨內掌握過權力的人都必然是非知識分子岀身。事實上,也儘有原來是知識分子，但卻甘願放棄知識分子的立場，一心一意效法邊緣分子的「狠」和「痞」，因而也有過風光的日子。但即使是這一類已經「狠化」和「痞化」的知識分子最後還是打不進邊緣集團的權力核心，而且隨時有被踢出來的危險。自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以來 ，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邊緣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黨外知識分子一批批地被整肅，直到他們完全被逼到整個極權系統的最外圈為止，1957年的「反右」便是這一階段發展的高潮。第二階段則是在黨外知識分子已喪盡了影響力之後，清算的矛頭轉而指向黨內的知識分子，這是十年「文革」所表現的一種歷史意義。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邊緣化至此才全部完成。

後來毛澤東屢屢戒人莫要「書生氣」，那真是「見道」之語。胡適在《日記》中曾引沈從文的小説中話：「你要想成功，便得『痞 』一點」，接着他説：「我不能『痞 』，所以不能弄政治」（大意如此）。這個「痞」字正是邊緣人的特色之一。大致説來，共產黨內的「成功者」起碼必須具備兩大要訣，一是「狠」字訣，一是「痞」字訣。這正相當於毛澤東在自我估價時所説的「虎氣」和「猴氣」。佔上風時則盡量「狠」，「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落下風時則盡量「痞」，撒賴使潑，包括三呼政敵萬歲，讓對方摸不清自己的底細。如此則可以化險為夷，渡過難關。知識分子如果真要保持「書生氣」，則往往執着於「理想」、「原 則 八 「骨氣」之類：有了這些精神負擔而仍糊糊塗塗地投身於邊緣人團體的激烈權力鬥爭之中，安得不招殺身之禍？識相一點的早些自動「靠邊站」，則也許得保全首領而歸。

我記得1949年秋季在北平的時候，曾有過關於蘇聯作家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的討論。這部書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一部分青年組織近衛軍反抗德國納粹軍隊入侵的故事。這部小説最初是曾獲文學獎的，但很快便被發現其中存有嚴重的「思想錯誤」，即這些抗德的近衛軍在作者筆下竟是民間自發的組織，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舉此一例即可見共產黨獨佔一切社會資源的心理是多麼的強烈。1949年以後,共產黨成為中國唯一的、無孔不入的、無遠弗屆的、包攬一切的政治組織，因此絕對地控制了中國人的一切生活資料和精神資源及其運用的方式。知識分子確是沒有「皮」了。
但毛澤東的話中又有一半是假的：知識分子並不是依附在「工人」和「農民」的皮上，因為工人和農民也同樣沒有「皮」了。知識分子所依附的其實是共產黨這張「皮」，工人和農民也都是緊緊貼在這張r黨皮」之上。工人不能享有罷工的 自由，不能有獨立的工會組織；農民不能合法佔有自己耕種的土地。這都是他
們無「皮」的鐵證。

1949年才正式標誌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到了邊緣化的盡頭。毛澤東曾説過一句半真半假的話，他説：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原來是附在「五張皮」上 ，現在共產黨已消滅了這「五張皮」，因此知識分子便只有依附在「工人」和「農民」的皮上了。這句話有一半是真的，即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確已陷入「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的狀態。因為共產黨在「消滅私有財產」的口號的掩飾之下，徹底摧毀了中國兩三千年發展出來的民間社會的基礎，一切民間自發的組織從宗族 、宗 教 、學 校 ，到 行 會 、會 館 、同 鄉 會 等 所 謂 「中 間 團 體」 ("intermediate groups")都被一掃而光。這是極權體制的本質使然，共產黨決不可能容許在他 們的「黨組織」之外，還存在着任何非政治性的團體，可以發揮稍具獨立意味的影響力。如果人民在需要採取某種集體的行動時，可以不用共產黨的領導，而竟乞援於其他社會團體，這在共產黨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1924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和直接師法蘇聯的共產黨便是兩個程度不同的邊緣人集團。從此邊緣人佔據了政治中心，而知識分子則不斷從中心撤退，直到完全邊緣化為止。
但是國民黨畢竟是一個不徹底的邊緣人集團，它沒有摧毀中國原有的一切民間社會組織的企圖，而且也無此能力。知識分子即使拒絕「黨化」，還是能在困難中覓取生存的空間。而且國民黨雖然嚮往極權式的黨組織，但它的基本理論規定它最後必須由「訓政」回歸「憲政」。它因此不可能完全無視於社會的壓力 ，包括來自知識分子的壓力。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第六期，1991年8月。
據章氏的《自編年譜》，孫中山最喜歡接近的是會黨人物。對於知識分子像宋教仁和章氏本人，孫中山並不特別重視。這一點和中國的政治傳統有關，不能不略作交代。中國史上所謂改朝換代和現代所謂革命都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辦得了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句諺語確有它的真實性。中國史上的成王敗寇大致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
歷史上所謂「創業重統」的英雄其實多是肆無忌憚的「光棍」。這個道理本是很淺顯的，無論土、農、工、商哪一行業中人，只要稍有所成，是很少肯去冒險「打天下」的。
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有一共同之點，即在「打天下」的階段必須以邊緣人為主體，但在進入「治天下」的階段則必須逐漸把政治主體轉換到「士大夫」的身上。現代革命則是在中國社會結構逐步解體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革命奪權以後 ，政權的繼續維持已不再有一個「士大夫」階層可資依靠了。社會解體產生了大批的邊緣人，怎樣把這一大批邊緣人組織起來，佔據政治權力的中心，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主要課題。蘇聯式的「黨」組織恰好趁虛而入。

但是不是的，这个过程经过“六四”就中断了。

“六四”之后，客观上经济放开了，但政治上始终没有放开。1992年的十四大报告，几乎没谈政治体制改革，但谈建立市场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有些话开始放出来，那其实是江泽民他们在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江泽民有一些想要协调社会关系的想法。当他要承认市场经济，要面对社会利益分化的时候，他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我采取新的路线和政策，他拿什么东西来说我这个新的路线是对的。党内那个时候老左派还没死呢，好多极左派、老左派，总觉得他们在搞修正主义；他得找个理论来论证他，所以就自己编了“三个代表”。问题是编了“三个代表”后，共产党还是没有突破“主义思维”，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主义思维的根子就是阶级斗争，不突破主义思维，就不能真正去政治体制改革。

袁莉：蔡老师，我看了您给胡佛研究所写的文章，里面很大篇幅写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一个极权体制。我的困惑是，我们所谓的改革年代，也有过经济社会这些方面的松动，那段时间不足以被称为威权体制吗？

蔡霞：我觉得还不足以说是威权体制，只能说是从极权向威权体制方向的松动。威权体制有很突出的一条，政治上是控制的，但在意识形态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对新闻的管制也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尽管新闻管制是和政治控制连在一起的，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新闻自由是有相当尺度的。此外，民间的意识形态，没有说只允许马克思主义、只允许共产党的话，别人的话不可以讲。中国社会的思想开放，始终通过学术交流引进，（但所谓改革年代也）并没有真正形成政治思潮上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共产主义并列起来，共同讨论，甚至争论，没有的，始终没有这一点。所以我们讲，它是极权向威权的松动，而不是一个相对能够定型的威权体制，所以后来要收紧政治思想控制，要消灭这个社会上的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还不能叫政治反对派，只是异见人士——是相对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用这个威权体制这个词讲中国，其实他们对中国看得太好了，他们以为80年代的松动，自然而然就走向威权体制，

我一直认为，中国在演变成一个现代高科技技术条件下的极权专制统治（国家）。西方的政治学家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威权国家，一旦习近平推动市场经济开放一点，或者参加了哪个国际组织，他们就想当然认为中国会走向民主，因为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生长。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不是一个威权国家，他是一个新形态的极权国家。所以我们讲，法西斯、希特勒、前苏联，那些叫粗糙的原始的极权政权，而现在（的中国）才是一个精致的极权政权。中国政府的高科技可以定到每一个人的脸部识别、声音识别、步态识别、背影识别、精致监控和控制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讲，中国社会笼罩着恐惧。为什么恐怖？因为它不仅有暴力，还有这样的监控。这种新的专制形态，西方政治学家没有研究，我自己没这个能力和水平去研究，但是我在这个环境里边生活，感受到了。尽管我没有被他们暴打，没有被暴力侵犯，但是监控我、不让我说话，把我的声音完全封杀，污言秽语的攻击，这些都有了。实行不是硬暴力，而是软暴力。

《蔡霞：我为什么对中共绝望》，不明白播客
蔡霞：官方的系统之间，也是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我举个例子，我在《外交事务》杂志写习近平在厦门参选副市长，连等额选举都没过得去。他一个人参选，他都没上得去。参选者落选，在民主政治里很正常，但是在党的组织系统里，有一句行话叫“选举出了问题”：组织看好的人，代表不看好；代表看好的人，组织系统又不喜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系统性问题，人大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和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二者之间的冲突。

最后变成了市委书记去兼任市人大主任，但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是市委书记归市委书记，人大主任归人大主任。后来兼任了，就可以控制。此外，人大要监督政府工作，但人大的主任往往是前任老书记老市长退下来的，当他对现任政府不满意，就拿人民的名义来监督，说我来制衡你。这样一来，现任的官就不好当，才变成书记去兼人大主任。

中国共产党执政中一系列的矛盾，很多是通过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和民众的关系，这就涉及到究竟是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共产党统治，人大的民主是真的民主还是橡皮图章？这些问题他们都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