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之前在一本关于奥斯维辛的书的序言中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消失在灾难性的杀戮中的那些人往往是最好的,而至于得救的、活下来的人,少数是因为幸运,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已经适应了非人化的恶劣环境。
普利莫·莱维在《活在奥斯维辛》里说:“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我通过我的眼睛永远为自己寻找一个辩解的理由。”
在奥斯维辛,最糟糕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还有密探们。
无论是糟糕的幸存者还是无辜的幸存者,故事总要由活着的人来讲述,虽然最有资格讲故事的人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在很多场合下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看活着的人谈论自杀、疾病、安乐死或者战争时,或者看连号都没炸过的局域网用户小心翼翼地用缩写和谐音谈论自由时,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不是说糟糕的幸存者和无辜的幸存者没有资格讨论,但最有资格讨论的人的确已经回不来了,我认为这在很多讨论场合里应该是共识。在谈论悲剧时,幸存者最起码应该正视自己的幸存者身份,并收起无处安放的“自我”和高傲。
看记叙80年代改革历程的文章,有一个感觉: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议程能够在党内精英中引发共鸣,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的善意,希望还权于民,而更多是因为掀翻整个官僚体制的文革撼动了自己把持的权力,所以万万不能重来。
一旦政治改革的倡议“走得过远”,危及党绝对的、一元化的统治,那就必须被彻底扼杀。换言之,体制内精英已将政权内化,无论在管治路线和利益上存在多大分歧(所谓派系斗争),都不会将矛盾公开化,也不会割舍将政权延续至千秋万代的意图。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224/cc24wuwei/
@goldenye_ 这不是慕强,俄罗斯甚至没有我们强,周玄毅的嘟文里好像分析过,这是阳痿后渴望复兴大国荣光的春药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高中必背对外交往五项原则)
另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初中必备论语)
所以黄俄颠覆我的点在于,他们的立场并不是出于什么爱国(因为他们连国仇家恨都不知道),反对的也并不是因为什么西方什么白左,反而是最根本、最中式、最传统、最普及的国本教育乃至是人本教育,因为至少普世价值和国家主权是全人类的共识(我以为)。甚至,用最自私最投机最没有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们也选择了一个最具风险最不利与自己的立场,
也就是说要么第一,基本盘太烂,烂的没边,绝大部分人不具备中学水平。
要么第二,仇恨教育用的过了,蒙昧了民族的灵魂。
要么第三,这些文化知识别人都当考试的工具用,只有我这个傻逼真TM相信了🙄
海外温和反贼有时候比离岸爱国华人都更烦人一点,你只是生活得不够好,在别人挣扎生存面前不值一提。
何况“XX也有一样的事情”不是重点,重点是结果的区别吧,美国也有铁链女,结局是受害者起诉州政府营救不力获赔两百万。美国职场性骚扰也很泛滥,但纽约前州长因此下台了,新泽西政府也因为处事不力被告过赔了受害者一百万。
而且我不需要一个男的来告诉我,哪里一样不好,反正只要比我原来的地方好就行了!!!
我对群体内部的 power dynamic 非常敏锐。每次我忍受不了某个小团体,都是因为有几个害群之马,热爱论资排辈,看人下菜碟。说话只Q那些表现出来有点钱和地位的。开口就是,“大佬牛逼”“X师不愧是拆二代”“金领果真出手大方”“给CEO爸爸跪下了”,然后对群体里年轻的、暂时没那么光鲜的,几乎不搭理。我知道嫌贫爱富巴结权势是人之天性,但是看到一些前反贼也这样,还是略失望。
一个小型社群的良性运转,需要有很 fair 的人。"Fairness"在心理学上指: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按心里那一杆正义公平之称去行事。(Treating all people the same according to notion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not letting feelings bias decisions about others; giving everyone a fair chance)不知道是不是文化差异,在中文世界,我们很少用“公正”来形容一个人在社交中的好品质。导致我以前也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概念。
我这一两年又看到了很多我欣赏的很 fair 的人(多数是女性)。Ta 们不管别人是万粉小网红还是佛系冲浪的小透明,也无论别人是什么职业、背景、处境,都付之以同样的善意,不偏不倚,'according to notion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这也是为什么我还能坚守着“简中同温层”这个认同的理由。群体里往往不缺聪明人,不缺有共情能力的人,不缺资源、热情、实干,但 fairness 真的比想象中重要,也更稀缺。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