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库存冷冻鸡汤
“三逼认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很专业的，“真金白银保交楼”的方案，还真就是当下的最优解：每年花GDP的1%，从第一环节（烂尾楼）确保金融系统不崩盘，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了。搞笑的是，这时候他们开始提市场化和道德风险了。真应了秦辉那个说法：在任何涉及到政府责任的地方中国专家都会马上变成自由主义者。而在这里，“市场化”具体指的无非是别指望国家救你，自己的鼎自己扛。需要凯恩斯的时候他们是哈耶克，需要哈耶克的时候他们是秦始皇，反正是怎么有利自己怎么来。不过也没关系，金融规律就跟牛顿力学一样，你舍得死它就舍得埋。正所谓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后人写经济史的时候又会多一个教案。

b站点开一个分析艾尔登法环建筑风格的视频，没讲两句就开始阴阳西方殖民主义霸权，讲到一个文物就开始强调「如此璀璨的文物如今却在大英博物馆」，话里话外的想表达英国殖民掠夺，弹幕也是小粉红叽叽歪歪，没看一会就关视频了，简中自媒体现在离开了「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就不会说话了，你点开个节目冷不防就吃几口苍蝇屎，要不是大英博物馆收了这文物说不定这些东西早就泯灭在动荡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了，你要是真为人类文明的璀璨而感动你就不可能认同「物该归原主」这种狭隘的价值观

【每日空谈误国】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云南昆明有广告牌突然砸下来，造成3死7伤的惨剧。
其实在目前的中国，”惨剧和事故频发“已经是被中国人在心理上所默认和接受的事实了。你就看看目前那么多路桥塌陷，但中国人心态依然平稳得很。
我想说的是：这篇报道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故事。它所折射出来的心态和习惯，其实正是目前中国灾难频发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篇报道是怎么写的呢？
先说事故中去世的人有多可怜：
“遇难的黄龙就在金江路附近做清洁工。”
”黄龙是从深山里的一个自然村搬到鲁嘎村的，那里泥石流灾害严重，八九年前政府实行易地搬迁。但搬迁后，村民远离了土地，不得不骑三轮车去耕种，种地变得麻烦，越来越多村民外出打工。“

再说事故牵涉到的那几家商铺也很难：
“王薇在金江路南侧金禧园小区做房产销售9年，对事发的五家商铺非常熟悉。她说，五家店铺里，开的时间最长的是重庆面馆，有六七年时间，右侧的华莱士开业三年。另外三家开业不到一年：米线店是去年上半年开业，水果店是去年年底，冒菜店是今年3月份才开业。
“对面一商铺老板告诉本刊，由于租金贵，金江路店铺更换非常频繁，短的一两个月。这次出事的水果店，老板于强是甘肃人，今年34岁，他告诉本刊，水果店57平米，一年租金18.4万，另需3万转让费和2万押金，租金半年一付。店铺线上线下双渠道售卖，经营到现在，还有几万块钱的亏本。”

接着，写一下为什么广告牌会突然掉下来砸到人：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策领域教授廖杨告诉本刊，广告牌频繁出事，主要与广告牌的材料质量、结构安全和后期维护有关。比如极端天气如大风、暴雨会加剧广告牌的不稳定性；而且广告牌为户外设施，长期暴露在风雨侵蚀和温差变化中，若结构设计不合理或承重能力不足，或使用劣质材料，也易发生坍塌。”

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往上提一提，说一下监管不到位：
“事实上，在安装时，此次涉事的招牌设施就不符合规定。”
“……为了加强户外广告设施管理，2012年《昆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办法》实行……但在具体的执行中，这一规定并没有完全依规被执行……“

但这绝对不能因此就说执法人员管理不力，得说说他们的巨大困难：
“一名城管执法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出事的广告牌设置时无需审批图纸，只需要装修手续，2015年后才强制要求图纸。”
“……广州大学政府管理系副教授蒋红军……他提到，解决这种早期管理不严格前提下产生的广告牌，摸清底数是第一步，这要求对历史广告牌进行普查，了解诸如设置时间、尺寸、责任人等信息，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他曾经访谈过基层城管执法人员，对方不仅要管广告牌，身上还肩负着着管理小摊小贩等几十项任务，还常常得面对商家“为什么拆我的不拆他的”的疑问，很难执行。“
“廖杨也提到，广告牌管理涉及工商行政管理、城建、环保、公安等多部门合作，如果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也会导致效率低下。此外，各地投入的财力和人力成本不同，执法力度也不同，部分商家或市民缺乏主动配合的意识，都会增加管理难度。”
到目前为止，可以总结一下这篇新闻的写法：死者是可怜的、店铺老板是无辜的、问题是积年累月的、管理是困难重重的、执法人员是压力巨大的。

那么，说来说去，事情似乎就只能这样了？
如果一篇中国的新闻看了之后只能让读者觉得深深的绝望，那不就变成了重大舆情事故？
没关系，我们还有最后的办法来解决，至少在表面上解决这个问题：高科技和更强大的社会控制。
“对于现存的问题，蒋红军建议，可以借助无人机、物联网等技术，提高管理效率。目前广州已经开始在人流量、车流量大的区域针对大型广告牌进行智能管理试点，若广告牌倾斜角度或位移过大，就会进行事先预警。而且，广州部分区、乡镇（街道）已通过向行业协会等第三方购买服务，定期对户外广告牌进行安全检测；属地村居也通过设置居民举报投诉等举措，动员商家和民众参与户外广告和招牌管理，共同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最后，再次给你煽情，讲一讲死者到底有多悲惨。让这篇报道在一点人情味当中结束：
“目前，黄龙的妻子与儿子已经出院；张颖的小女儿已从ICU转入儿童医院。在出事的第二天，张颖发布了一段之前给大女儿拍的视频，她圆圆脸、齐刘海，穿着白绿两色的舞蹈服，挥舞着10米的蓝色彩带，在练舞室里练舞。张颖说，喜欢舞蹈的女儿为筹备7月23日的比赛，已经准备了近半年。她曾跟妈妈说，“我要拿一个金奖回来给你哦！””

我看完这篇报道之后完全理解了为什么新闻记者出身的毛泽东能够操纵多达六亿人的思维方式，真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因为新闻报道本身就是塑造人思维方式的非常强大的工具。它提到的东西你才会看到，它不提的东西你甚至会主动忽略掉。
比如这篇报道就完全不提一件事：当局要整治广告牌真的很困难吗？
在2017年北京市政府就整治过整个北京的招牌：
“本月起，相关部门重点清理5类违法广告牌匾，包括违规牌匾标识、违规标语宣传品及户外广告、山寨指路牌、临窗广告、占道车身广告。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耿硕表示，牌匾标识存在残旧、破损，霓虹灯存在断亮等问题的，将责令停止使用，限期维修或更换；违反规定的位置、体量、数量设置的，责令限期拆除。交管、路政、城市管理等多部门将对山寨指路牌进行梳理，明确山寨指路牌范围，并进行综合清理整治。对于违反规定设置的户外广告，责令限期拆除。对于公司企业等单位和社会组织张贴、悬挂的临窗广告，将督促物业管理单位和直接责任单位进行清理。“
而2021年，因为上头嫌弃北京千店一面的招牌太丑，甚至又调整回来：
“2021年5月27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其中《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商业 街区的固定式牌匾标识设置指引，应当符合街区功能定位，突出文化特征与地方特色，体现商业街区活力，为经营者自主设计牌匾标识提供 创意空间，避免样式、色彩、 字体等同质化。”

“管不过来”、“没有精力”这些借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自己没精力去管危险广告牌的是城管，城管诶，他们有精力去掀农民的地摊，有体力去掐农妇的脖颈，但没有能力去反映问题？
而且最后的这个解决方案也十足地搞笑，本来官方严格执法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居然要闹到用物联网。在这方面欧洲美国还真没有老中那么先进，他们的街道上可没有用物联网技术，但人家走在街上就不用担心灭顶之灾。
我对这篇报道的作者没有任何的意见，实际上我觉得这篇报道是很有人情味的，但有人情味的写法也掩盖不了这种畸形环境所培育出来的畸形思维方式：对专横权力造成的破坏绝口不提；对官僚的明显懒政涂脂抹粉；对高科技和强力社会控制近乎童真的美好期待；对受害者的痛苦不自觉地利用……实际上，就是这篇报道里所体现出的这些心态和习惯，一步步地将我们从一个灾难拖向另一个灾难。
附上链接，供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oMyvjUz1w8UkZCNpaZ4e5g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4/16/content_5186140.htm
https://www.sohu.com/a/470562566_120088046

@normanzxy 没想到“眼见他楼塌了”居然是字面意思

法棍为代表的西餐的历史可以看出来很多东西。19世纪还是奢侈品的法棍（因为用了当时比较珍贵的小麦粉和盐）20世纪初才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国民面包，这说明小麦种植技术的产量，以及食品加工技术如磨面，都能大规模普及了。而你国北方用小麦粉全面取代杂粮，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十年后，大概是89年左右，那年也爆发了64学潮，仓廪实而知民主，如此自然。

最近连续发生高速垮塌，伤亡和损失，已经超过俄罗斯导弹对乌克兰民用设施的打击力度了。我之前就讲过这是大基建狂潮之后的必然，但是说真的，出事的这几个高速，建成时间最早的也只是2012，最晚的甚至是2018，十年左右就会出大事，连我都没想到后果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种事情是会加速发展的。因为要讲渣，没有人是不渣的。从概率上说，最先出事的那批肯定是渣得最狠下手最黑的，但他们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不是不渣，而是渣得没那么厉害，所以出事也会晚一点。现在最渣的先头部队已经出事了，大部队正在路上，就问你怕不怕吧。

刚看到，微博上有人对奥运会的历史，有个极妙的追溯：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金牌榜的第一名是苏联，第二名是东德。

——然后呢？下一届奥运会，它俩在哪？

“言论自由是有魔力的，你一旦尝试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从此之后你就会有意无意越说越多，风险自然也就越来越大。”非常同意这段话，每个反贼几乎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因为谁也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当烈士的，但有时候真就是习惯了，就是不说不舒服。所以我从来不劝别人不要冲塔，因为根本就没有“冲塔”这回事。无非是实在憋不住。憋不住咋办？还不如承受喝茶的风险想说啥说啥呢，总好过憋出病来吧。铁拳砸到怎么办？砸到了就认怂呗，总不能还没砸你就先怂了吧？

现在的庆大霉素，和前段时间的煤制油，都说明了你国生活的一个真相：

由于政府的重税盘剥，一方面，你国衣食住行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其实是天价；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不姓赵的牛马韭菜小民，实际收入非常低下。

这意味着，如果生产方和消费者，都生产和消费真正的、安全的、不掺假的商品，那么很有可能，你一天的收入，都未必能买得起俩窝头。

而你现在之所以还能怀着“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甩开腮帮子大口吃肉，那是因为，你吃进嘴里、吃得嘎嘎香的，是人根本不能吃的臭肉烂肉，哐哐哐猛加调料，再加一大勺庆大霉素。

——去掉上述“臭肉+煤制油+庆大霉素”的科技狠活加持，你会发现，你的真实生活水平，并没有比毛时代里你的父辈，那种拿日本化肥口袋做裤子，一年到头吃不上一点荤腥的日子，好过多少！

看到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急忙上架——我内心：果然，又是哪位达官贵人家小舅子的圈钱项目。

（自我安慰：往好处想，这类项目，老百姓熬一熬、拖一拖，它会自动烂尾的。）

为啥都觉得小孩子的生活应该是轻松愉快糖水片啊，感觉对不少人来说童年和青春期都是最恐怖的时候吧：在家庭里面对大人的虐待和剥削毫无反击之力，在学校被迫学习繁重且无用的知识和刻板的社会规则、被迫融入和自己志趣没有任何交集的集体、面对老师和其他教职工的虐待和剥削毫无反击之力。

而这甚至已经是比较“安全”的环境了，毕竟比较不幸的小孩还可能被性侵、诱拐、买卖、强制劳动、强制犯罪、强制参军、杀害……

这种生活和轻松愉快糖水片有一毛钱关系……比市面上大多数恐怖片都恐怖……

看《走线》到第二部了，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点，很多中国人铤而走险也要离开国家是为了“自由”，这与来自其他很多地方的难民都有很本质的不同。包括采访里一位接济难民的志愿者说的：中国的难民很不同，ta们大部分人根本没有野外生存的经验，可以看出来ta们其实来自于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纪录片后半段的一位被采访者，在被问到离开中国的理由的时候，他说“我只是想拥有自由的感觉”，然后流泪了。他们是一个天主教家庭，孩子上的是教会学校，但这在国内是非法的。学校被迫关停后，孩子失去了被教育的机会，租房的房东也委婉地告诉他们一家，下个月不会再把房子租给你们了。
一切的一切仅仅是因为这一家人有宗教信仰。

很多英文评论不理解为了这种原因就离开中国的人，ta们觉得这些人在中国也能够生活下去，而且所谓的“自由”在美国也不完全存在。
但我觉得为了在很多人眼里看起来很抽象而不必要的“自由”，愿意放下一切，冒着生命危险，穿过雨林，跨越边境，是非常勇敢的行为，而且甚至像一种鼓舞。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为了自由赌上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那种很无序的痛苦，还有反复的政治抑郁的一种抚慰，无论这种行为在社会中被称为什么，被定义成什么。
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桃花源，没有真正意义上理想的国度存在。但是为了感受到自由，哪怕只是比过去多那么一点点的自由，而愿意去做出行动，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吗？该说是。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看这一切，能够共情，或者进行一些援助，可能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但至少我自己来看，实在是从一种相似的骨髓的阵痛中，共感这种对于自由的强烈渴望，而且这些真的是很难和别人说的。
如果我们没有相同长势的骨头，那种从骨髓深处传出来的、幽暗的却又持续不断的痛苦该怎么向你传递出去呢。
能够互相理解的人，除了相顾无言以外，我不知道有什么语言是能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