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中共十大、十三大、十七大和二十大一中全会后的《人民日报》头版。
什么孼力轮回
（这个CW是必须得标的 ）
（另外十九大的版面同这次一样）
部分source: https://twitter.com/lizife/status/923693171908911104

我怀疑，粉红圈也没有特别欢呼雀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这位二号人物的上位，彻底打碎了粉红界最重要的，实在洗不动的时候可以请出来一招镇魂的终极法器：“下面有坏人”。比如四月的时候还有人说，上海是故意搞成这样，想让中央难堪。民众的哭嚎不是因为利维坦，而恰恰是因为有人在跟利维坦对着干。现在你看，这已经不是打脸的问题了，是直接核平了粉红们聊以自欺的最后一块阵地。

说实话，光看面相，这里面也没有一个好人，让人不寒而栗，尤其是蔡齐，简直是凶相毕现。

这两张图在朋友圈也被屏蔽了，发出来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
上一次发现这种情况是齐奥塞斯库被枪毙的图。
你要说习近平没文化吧，它还特别有自知之明。

之前和台湾朋友聊起俄罗斯的小说家，她感叹，好像中国人尤其推崇俄国文学。我当时觉得推崇俄国文学正是文学圈的一种政治正确，很便宜的答案，只要说出这个喜好便自胜一筹。我在网上见过很多人这么干，让他说两句，他也只能堆出几个词来，痛苦，深刻，向灵魂发问，别的再没有了。

最近读一些文革回忆录，看到当时被押送前往西部劳改的知识分子，在火车上想象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又想到那样的蛮荒岁月，全国下一盘棋，原封不动照搬苏联模式，能读到的也不过是从苏联传来的作家，只是今天我们称为俄国文学。

因此，我想应该少些刻薄，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中国人推崇俄罗斯作家，也许是一种延续，对伤痕时代某种精神的继承。哪怕是像俄国作家一样，弄个人出来问一下他们想知道的那个问题，哪怕没有答案。

香港電影 不變的神

我不太想用「抑郁」这个词的另一个理由是，抑郁是漫长内耗过程，而人的毁灭只要压倒心智一瞬就够了。撑过来了就重生，撑不过来就上新闻头条。那些自杀的基金经理们个个都是人中龙凤，精力旺盛，欲望如海，可毁灭也只要资产清空然后上天台跳楼。人像动物那样只满足吃喝睡梦是很简单的，可要像「人」一样满足自我欲望就非常痛苦了。

看到一个过冬指南，不买房不生育不高消费经常健身这些当然都是对的，“尽量切断社会性活动”半对半错，“要习惯没有外网的生活”则绝对是错的。人是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存在，一定需要思想观念感受的交流和分享，囤再多的电影游戏和书籍都没用。安全起见，同温层可以缩小，但是一定要有。翻墙要更加谨慎，但是信息渠道一定要畅通。这种程度的风险还是要承担的，不然就会有更大程度的风险：被逼疯，或者是像暴政之下的俄国人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那样——喝酒喝到死。

台湾媒体“报导者”对二十大和习近平连任的一篇梳理分析。对于新一届常委任命全为习近平亲信，胡锦涛的强行退场等瞩目话题都有涉及。

看到这段就很想叹气：
“中國國內已經沒有能制衡習近平的「政敵」了。中國的國內政治，對習近平的風險已經非常非常低。我們學者做研究，例如研究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的話，都有一定麻煩。很多民主國家做一些外交政策，例如打仗或者不打仗的決定，都是因為國內有一定政治上的壓力讓他們去打或者不打仗、對某些國家比較強硬或者不強硬。但其實習近平他什麼都不用怕，國內對他完全沒有任何政治上的壓力，他自己喜歡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那就變成就很難研究，因為你不知道他今天起來，心裡面會想什麼，然後怎麼改變政策，這是非常難預測的。
習近平持續專政的中國，大概會出現更多魯莽的國家政策，愛執行什麼政策就直接執行，要到問題冒出來了才慢慢修改，這種事後修正的代價之後會愈來愈大。

全文
https://www.twreporter.org/a/20th-national-congress-of-ccp-3?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fbpost

除了“看热闹”之外，还有另一个解压渠道，就是表达。痛苦最后的意义，是它至少能产生表达。不要小看这个意义，否则利维坦也不至于如此害怕哪怕是平铺直述不带任何具体批判指向的对于痛苦的表达。根本不用像海涅说的那样“织进三重诅咒”——你根本不用诅咒什么，对于该诅咒的东西，仅仅描述，就足以构成无数重的诅咒。

铁幕落下，99%的人都是出不去的，字面上的“贫贱不能移”。

@swy2020
底层互害到文革那种程度不容易。我唯一担心的是，他会在任期内把开战尽早提上日程，这样一来交通、网络、货币，一切现代秩序都会崩塌，想跑都难。而且这件事做起来会有“群众基础”的，渴望统一的老中不少。

习近平现在害怕中国人说胡锦涛被习近平的贴身警卫强行带离会场，说习近平是靠政变上位，是得位不正的暴君，没有合法性，早晚会被赶下去

派出很多机器人水军，甚至还有英文水军。

所以习近平越害怕的我们越是要说：习近平就是靠政变上位，强行带离胡锦涛

习近平不怕普通的中国人，但是害怕哪个将军打着反对称帝复辟、诛杀国贼的口号来夺他的权

只要有军权的人动了心思就很容易做到。其他文官习近平都能控制，有军权的人再表忠心也很难以真正控制

再发两张

感觉把这么多年来积攒的愤怒和怨气都要喊出来了

到家两个小时了，我依旧超级emotional，写得可能会很混乱，但还是想尽可能把能记的都记下来。

下午威斯敏斯特那边抗议的人群很多很多，我在去的路上遇到了伊朗人的抗议，驻足看了一会，再往前走到唐宁街的时候就遇到了港人的队伍，那条路上有香港人和乌克兰人两个“方阵，离得很近。大家起初先聚在那里听组织者的演讲，乌克兰那边开始放国歌的时候，港人这边在开始喊口号了，我就对一起来的朋友说，“看这个世道多么艰难，在这么个地方就聚集着这么多的抗争者，都在抗争着不同但其实相同的事情…” 后来，一位乌克兰人还过来这边演讲了，表达他对香港人的支持，大家都纷纷鼓掌大喊thank you。

演讲结束以后，游行就正式开始了，浩浩荡荡一条长队，高喊着Say no to China Say no to violence往中国大使馆去，大概走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我来伦敦这么多天里，第一次遇到风吹得这么疯狂，雨点像往下倒一样的雷阵雨。游行队伍的人群都撑起了伞，但伞也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大家没有停下，继续往前走了，我就看着风雨里飘摇的时代革命旗帜，心里有很多苦涩的感慨。就这样在大雨中走了大概十分钟，鞋子裤子全湿透了，我和我的朋友们也走散了，就和一些跟大队伍分散了的港人一起找了个门廊躲雨。雨稍微停了之后，大家又往前走，大概在快到唐人街那里，终于和大队伍会合了。

在唐人街那里，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口号也都越喊越大声，记得“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Kong”, “shame on CCP shame on China”, 是喊得最多的口号，我今天也跟着叫得超大声，没过几分钟感觉自己嗓子都哑了，但我依旧在喊，走到唐人街大概正中间的时候，就有点情绪失控，朋友也不在身边，心里想反正也没人认识我，于是在雨里边哭边大喊fuck ccp。我哭得很痛快其实，因为终于，终于能把这些话大喊出声了。

我们走过的路上，有很多路人拿出手机拍我们的队伍，街边餐馆的外国人会给我们鼓掌，有人听到队伍喊的口号，开始自己慢慢嘀咕CCP，还有匆匆路过的行人会对着我们喊一声Free HongKong然后又匆匆走掉…大家会对他们说thank you，也会对维持秩序的police说thank you。

伦敦今天出动了蛮多警力来跟着队伍维持交通秩序，这次游行的人好多，队伍很长，大家就那样边喊边走，天全黑的时候到了中国大使馆门口，在它的门前，搭起了台子架起了话筒，我们跟着港人一起喊着粤语口号，(我发音可能还不太准…捂脸)，还有人用照明灯和激光笔的不停地闪大使馆的楼，我就对着大楼开始喊shame on u! 旁边有人愤怒地喊，“今天怎么没人出来了？今天怎么不出来打人了？”

过了一会，我们几个人又遇到了一群大陆学生，他们带着自己做好的标语牌和横幅，纷纷站到路边举着它们，有一个女生带头开始喊罢工罢课，我们跟着喊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就这样大声喊了很多遍，我们这边很多人看了过来，路对面的港人也开始给我们鼓掌，还有好多香港人走过来说：“你们很勇敢！” “注意保护自己。” “我们支持你们！”

😭让我缓缓再写……那个时候的感觉，真的，天呐，无法用语言形容。

再后来有人找了过来，告诉我们活动组织者说，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可以上去用他们的话筒，我们跟着大话筒用普通话又喊了很多遍四通桥的口号，喊完以后大家都眼眶泛红，说好像这辈子还没这么自由地使用过普通话。

今天现场还有很多记者，我们戴着口罩戴着帽子，但还是需要在不停地躲摄像头和闪光灯，在用普通话喊口号的时候，对面闪光灯更多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闪躲。有人跑过来和我们说：“你们很勇敢，但一定注意防护。我们现在准备走了，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商量了一下，也开始准备走了。

走之前被两个香港学生(像是学生，很年轻)喊住，他们说谢谢你们！我们回答，更谢谢你们！又两边互相说了take care，在夜色里告别了。

#读点书进补 #历史笔记

领导层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发生的浮肿、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等现象，究竟有何反应？

事实上北京方面对此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而「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则成为一条铁律，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基于以上判断，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并未予以充分重视，反而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

具体到粮食问题，北京领导层采取了四项措施：继续出口粮食（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继续高征购；减少城乡粮食销量；调动宣传工具，阐述「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

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信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紧。1959年冬，信阳地区已「遍地哀鸿」，但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灾荒报丰收」。

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因此，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更重要的是，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干脆匿灾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