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突然捡到一些地狱笑话：国内的运动员现役期间不能吃中药。

“政治露阴癖”这个词很鸡贼，政治作为公众议题本来就应该在光天化日下讨论，将表露政治观点形容成露阴癖有一种“你怎么好意思在大庭广众说今天中午吃什么？真是羞死人了”的颠覆感。
（想起了藤子f不二雄的一个短篇漫画

临近春节，拜访一些老年女性，她们的人生轨迹很相似：

年轻时在工厂，工资基本能养活自己，有空和工友姐妹出去聚餐打牌。

后来嫁人，开始做牛做马，伺候丈夫和丈夫全家老小，怀孕分娩哺乳照顾孩子，有些人还被丈夫家暴。终于熬到子女长大离家，丈夫死了，遗产在子女手上。或者没有遗产、死前已花光积蓄还欠债。

然后，她们独自生活，退休金基本能养活自己，和当年的工友姐妹出去聚餐打牌。

所以对于这批老年女性，嫁人后的那几十年，完全是毫无意义的灾难。
假如，删掉中间那段，她们人生只有 “工作养活自己、和工友姐妹出去聚餐打牌”，恐怕会过得更好。其间发生的屡次社会危机，她们也不至于被丈夫和子女拖累。

男的为什么会觉得极端女权是骂人啊？
至少在象这，大多数象友最多只会觉得不敢当不敢当，毕竟我们真没杀过人啊。

我觉得现在鼓吹互联网精神的多半是落伍或者别有用心。
而在别人说不希望自己的内容被转发的时候跳出来鼓吹互联网精神的就是极度的别有用心。
互联网精神我觉得是20年前的东西，当时的互联网是新锐先锋青年、有野心的极客、有好奇心的文化和技术领域开拓者的乐园，是一块充满浪漫的未开垦地，自然配得上互联网精神这种理想主义的理念。
现在的互联网就是紧邻现实生活的一个水潭，水面上倒映着生活的灯红酒绿，下面就是现实世界规则的延伸，以及欲望和戾气的污泥加上资本的静水深流。在这样的前提下强调互联网精神，这已经不是道德绑加，是纯绑架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不能怪老中人相信宿命论。
你就看现在共产党这些官员，一个二个的捅了那么些篓子：新疆的官员在修集中营，搞文化灭绝；天津和贵州的官员大肆借债给当地制造财务困局；武汉的官员公然搞瞒报疫情，拿全世界人的生命开玩笑。往前推呢，在山东搞“百日无孩”的曾昭起，再往前推，在广西搞出大屠杀的韦国清……
这些人谁受审判了？谁蹲监狱了？
特别是武汉市那两个官员，全世界范围的疫情可以说都是由他们两个故意毁坏章程，贪功心切搞出来的，判个反人类罪也不冤的，可是我们的共产党，非但没有给他们处罚，反而都平调到其他部门，更是为了给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擦屁股，不惜大肆散布谣言说是美国人散播的病毒……
而相比之下，那么多普通人，可能没那么大本事，也没那么高尚，但也绝对没做什么坏事恶事的，芸芸众生，活得又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种强烈到极端的待遇差别之下，你不相信宿命论，不相信人各有命，也是可以活下去的。
但这样一来你就需要付出巨大的脑力成本去理解中国的官僚机器和共产党的构造、性质，二来，你可能会更痛苦。
相信“他投胎投得好”起码可以让自己活得舒服点。

极权之酷烈，不是一种人格或者道德特征，而是一种制度特征。用组织过程模型来分析，就是它一定要等到死人了，才会有所反应。比如说，一个地产如果是私有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跟老板商量降租金，这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是国有的，这就几乎不可能。跟你对接的人没啥关系，纯粹是不好走流程——原本能租二百万一年，现在降到一百万，中间这损失的一百万要怎么写报告呢？你说这不叫国有资产流失而是随行就市，要怎么论证呢？万一有人想举报你，说别处没降租照样也维持下来了，你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国企领导，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想下来，就算你本来觉得降租是完全合理的，最优解也仍然是坚持不降。什么时候可以降呢？就是等现在的租户实在撑不下去关店之后。因为（这里是关键）对方主动关店，虽然账面上损失了收入，虽然可能（相较于降租）一直空着没人租损失更大，但这就不能叫“国有资产流失”，只是账面上的减计而已。现在把这个逻辑延伸一下，就是当一个权力系统只向上负责的时候，就算所有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事才最好，却也只能等待诸如倒闭/关店/破产/死亡这样的信号出现之后，才能指望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大饥荒的时候，明知道征粮征得太多，也只能等到饿死足够多的人；变态防疫的时候，明知道封控政策太过份，也只能等到出现白纸运动。不然你怎么向上面证明，不是你执行不力或者思想上有抵触，而是上面的政策太扯淡呢？我强烈怀疑，俄乌战场上很多送人头的冲锋，也是基于同一个逻辑——我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是麻烦你们先死一死再说，不然我不好往上交待。

关于共产党和纳粹党的相似性，我建议大家去看看《风雨人生》，苏联作家格罗斯曼写的，曾经长期是苏联的禁书。
简单来说这本书之所以被禁掉，就是因为点出了这些事实：
纳粹和苏共都有神一样的，不可挑战、不可思议、不可质疑的伟大领袖；
纳粹和苏共都曾经建立过集中营；
纳粹和苏共都相信自己手里掌握着人类社会和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终极真理；
纳粹和苏共都曾经残酷清洗过社会中的特定人群

所以，这些种种相似之处，就让苏联和德国人感觉自己是在和一面镜子作战。
格罗斯曼甚至生怕这个意思不够明确，直接在讲纳粹集中营的一个章节当中安排一个老纳粹对一个老党员说：你们和我们是兄弟。当我们把德国的犹太人解决了之后，你们就会用更残酷的方式继续去追捕你们的犹太人。我们是互相学习的。

顺便一提，中国和纳粹德国是世界上目前唯二的有“宣传部“的国家。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有职能类似的机构，但光明正大地把这层意思摆在桌上的就只有我们和纳粹而已。

以防你对“团体作恶”的规模还没有充分认识：无效甚至是有害的集采药，是压价的医保局、用低于成本价中标的企业以及允许他们私换低价辅料的省级药监部门共同完成的。
从上到下，从各级政府到中标药企，手上都有患者的血和人命。当中每一个个体会怎样死去，我都不会同情。
（你不会告诉我他们是不会死的吧）

目前来说，在国内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麻烦就是药的问题。
正好赶上大家都在讨论集采药这个事。

这么说吧，我妈作为一个罕见病药罐子十几年，日常每天吃的药就有六种。
中美日印的医疗体系我熟到不能再熟。
其实，药，就是那么个化学式，绝大部分的药你要说原料成本都是几毛钱。
问题是人体对药物的反应绝大部分都出自制药的环节。很多病人，他们其实都不是死于病本身，而是死于对药物的不耐受，并发症和药物的副作用。

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非得吃原研药。原厂药这个东西，美国人都吃不起。各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仿制药流程和管理。
而很遗憾，在制药这个方面，只能说老秦的水平还不如烙印……

关于吃药买药这个话题，我又又又可以写一万字的吐槽。。。

快过年了，我这几天看到好多新闻，“过年关”的味道很重：比如苏州日本校车事件行凶者被判死刑、广东梅大高速垮塌事件也公布了原因，大概就是天心仁慈吧，要草民们至少能过个好年，不要让这些不开心的事留到年后。
但我还是想起了鲁迅的《祝福》，这是鲁迅所有的小说中最悲哀也最绝望的，偏偏就是一个关于过年的故事。
故事情节我就不多说了，脍炙人口。但我以前就对书中一个细节印象深刻，祥林嫂死去之后，主角的四叔还要在自家里骂，说祥林嫂早不死晚不死，偏偏死在这个时候，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一直对这句话印象深刻，也对鲁迅对人世的观察力感到震撼，不是看透了世态人情的人，怎么能用一句话就把一个一丁点儿人味儿都没有的人写得活灵活现呢？

类似《祝福》里四叔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并不少。这样的发言也频繁地在我们这个国家出现。
我今天又看到了财新这一篇关于医药集采的评论。
说到底，集采这件事的茶杯已经盖上了，我们再舍得一身刮，也没办法把皇帝拉下马，我对这篇评论的立场和看法也没太大的兴趣。
但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会不自觉地冒出四叔那种语言呢？
什么叫“劳动力队伍的质量”呢？
什么叫“全社会应对老龄化的能力”呢？
写这些话的人自己难道无知无觉，不明白这些话说出来很像一个垂涎欲滴的食人生番吗？

@shqm2 @Jiosh 所以不是中国人特别爱钱，而是中国人只能爱钱，爱别的更没可能。这其实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只有金钱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把“穷人”换成“体制外的普通人”就行。

看到玩得沒心沒肺的小孩是真挺羨慕的。我不記得自己小時候有很多這種瘋玩瘋跑的時候。就不說不管去哪裡旅遊都要惦記著“寫日記”這件事了，單是說日常的玩耍（次數也並不多）就要惦記著不能弄髒衣服，不能弄濕身體，不能摔倒受傷。但是你能怪大人們嗎？他們自己的生活已經壓力夠大了，希望孩子省點事少點麻煩也確實是情有可原。

真正魔幻的不是“陈平不等式”，而是“年薪百万刚脱贫”，和“月薪两千就能过得和美国人一样好”，居然能够同时成立。所以说，这轮中美“大对账”运动，和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对外嘴炮一样，最终结果都是外人还没觉得啥样，自己先把自己给对乱了。

有两个东西是没法“对账”的，一是自由，二是审美。这都不只是“田忌对账”的问题，而是，即使对赢了又怎么样呢？比如朝鲜的李春姬拿自己的生活条件跟中国人对，比如中国的公务员拿食堂里几块钱的自助餐跟美国人对，赢是当然的。可是如果多问一句：所以你护照在你自己手里吗？所以你这个房子住得不开心了能换到别处去住吗？所以你出了这个食堂还能几块钱吃到这么多好东西吗？……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这就是“自由”的价值了。“审美”这个问题更抽象，不过也是自由延伸出来的。最简单地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平壤核心区和巴西贫民窟的街景，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生活，有点难选对吧？我不是说后者就一定胜过前者，甚至我完全理解如果一定要选，很多人会选前者而非后者（特别是老中人）。但是问题来了：让人做选择的时候，为什么最恶劣的自由，也有赢过完美监狱的可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因为审美虽然很难量化，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是能决定人的生存体验的。比如“压抑感”这个东西，虽然很难量化，但是正常人都是有感觉的。again，我不是说巴西贫民窟的生存体验一定胜过平壤公务员，但是二者能拿到一起来比，而且居然各有胜负，已经足够说明自由和审美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