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不过，虽然是后起之秀，但是就体制内的规矩而言，免主席还是不太可能上位的，连胡锡进那个位置都不会给他。原因很简单：读过书的人花花肠子多，就算真心想舔，还是会被那股子小聪明劲儿给出卖。也就是说，在层层包裹之下，他还是会不自觉地把话讲到不该讲出来的那一层。比如在这篇雄文里，免主席以决策层的精神气质，来解释为什么代价这么惨重也还要坚持清零——因为决策者绝不会接受被情势和舆论倒逼着改变政策。这个分析不是不对，恰恰相反，它的问题在于太对了，可是这不是你有资格讲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你把决策者给看透了。看穿领导的心思就已经是死罪（参考杨修），看穿领导的精神气质（犟）和心理动机（面子），还敢这么堂而皇之地写出来，不剐就是轻的。

@xihuhanbi 怎么看待女性追男明星、看耽美？怎么看待跨性别者？

我一直觉得，吕布是很正面的一个形象，是三国里最像现代人的。而谷爱凌，就是人中的吕布。

我原来一直没想明白，极左和极右，为什么会那么像，现在终于明白了，因为它们都是法西斯主义。

我知道这和官方的历史叙事不太一样：奥斯维辛才是法西斯，古拉格是另一个故事，对吧？其实不是，二者是同一个故事。不然请你回答一个问题：作为法西斯起源起的古罗马，既不姓资也不姓共，它又是法的哪门子西斯呢？

所以，我们必须把概念理清楚——法西斯主义，是超越左和右的价值观的，或者说，它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是不是一种价值观”，与“病毒是不是生命”是同一类问题。答案也差不多：它至少不是一种典型的（与左和右一样的具有完备体系性的）价值观。

什么叫完整的价值观呢？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例，这本书里有很多有毒的观点，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乌托邦蓝图。但是至少有蓝图对吧？你尽可以骂它，但是至少你知道该怎样骂它，因为柏拉图对于自己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城邦，有细致的构想。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要怎样做，关键是，做成了以后，具体的社会面貌在各个细节上是什么样子。

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其实正是这种乌托邦倾向的反面。对此，很多正派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充分的认识。比如童大焕在评价孙立平的《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一文时说，孙立平只提到经济萧条和政治极权（法西斯）之间的关系，但是二得之间还有个过渡，那就是乌托邦。这个说法，搞错了法西斯主义的重点，以为它是在拿“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为诱饵，勾引大萧条时期的底层民众，才最终上位的。不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真正的重点，是仇恨叙事和斗争哲学，与其精心构建一个理想社会，反过来要经受“具体方案和制度到底是什么“、“是否可行”之类的质疑，倒不如扯起“反犹”的旗帜，在凝聚人心方面会高效得多。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不需要也不屑于以乌托邦为跳板。你看希特勒提出的那些愿景，都是些美学意义上的模糊陈述（唯一像是例外的是日尔曼尼亚的设计图，然而这仍然是一种美学想象，而非具体的社会政策），墨索里尼更是直接主张“行先于思想”。至于法西斯的老祖宗罗马人，在他们民族精神史诗《埃涅阿斯纪》里，明明白白讲，统治世界就是他们的任务。至于为什么统治，他们统治对世界有什么好处，这不重要。

总之，法西斯主义的精髓，在于它不是积极的（建构性的），而是消极的（否定性的）。相应的，它的力量源于两个方面：1、由于它的愿景只是相当模糊的美学描述，所以一方面可以激发情绪获得共鸣，另一方面却（在实际造成损害以前）很难加以批判；2、它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统治”上，权力就是一切，获得权力的仇恨教育和斗争哲学就是一切。不断寻找敌人，在永恒的斗争中获得、扩张、巩固、落实权力，就是其统治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唯其如此，极权主义的管控才能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如果有别的，建设性的，具体的目标，就要为社会性自组织的效率留出空间，也就是所谓的“以生产压革命”）。在这一点上（为统治而统治），法西斯主义与癌细胞完全相同，都是除了自己的生存的壮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它们之所以强大，之所以恶劣，之所以必须警惕，之所以难以为继，都是源于这一点。

所谓“主角光环”，也就是主角通常在出身、才能、意志、运气方面超乎常人。固然是为了阅读体验的爽感，但是纯从艺术角度上讲，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主角弱于常人，那么ta所遇到的问题，通常就不是人性/社会/命运层面的必然性问题，而是自身不足造成的偶然性问题。这样一来，整个作品的格局就上不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位于上海法租界，站在一切鄙视链顶端的长乐路，是观察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个绝佳样本。看一眼当下居民抗争的视频，再读一读疫情前史明智写的《长乐路》这本书（内容是住户的口述生活史），你就会发现，那些最根本的，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再多的岁月静好小确幸，也消除不了内心的不安。书里的一句话说得真好：“我们正走在一条没有灵魂的道路上。”一直如此。

在微博转发 #长乐路，而又一次悄无声息被禁言了。

跟历史课本上说的不同，达赖和班禅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关系。虽然互为师徒，但是达赖是全藏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而班禅是后藏地区的活佛。套用天朝古代，达赖是皇帝兼教皇，班禅是太师兼两江总督。

天朝进军西藏的时候，从甘肃青海入藏的彭德怀的西北局控制了在甘肃藏区的班禅，而从四川入藏的邓小平的西南局接触的是达赖的代表。西北局的人和班禅手下的一些人，为了自己能多捞以后的政治地位，就极力抬高了班禅的地位。当时的中共也不明白藏人到底谁说了算，各自的地位、职权如何。不过最后天朝还是承认达赖的地位，给了达赖人大副委员长。当时的中共非常自信，承诺过按照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模式，由达赖组建一个覆盖西藏、青海、甘肃、四川所有藏区的自治共和国，用自己的国旗。

蜜月期结束之后，狰狞的面目一露出来，达赖就润了。留下的那个班禅，因为西北局的彭德怀、习仲勋全都倒了，加上他自己仗义执言，怎么着也得尽自己宗教领袖的义务为藏民说话，很快就给打成了反动派。据说班禅被捕前公开呼吁藏人仍然奉达赖为最高领袖。这一抓就一直在秦城关到 1977 年，放出来后又继续软禁到 1982 年，然后 1989 年蹊跷圆寂。

2011 年，达赖宣布退休，同时终结达赖的政治领袖地位，藏人流亡政府变为彻底的现代民选政府。

布拉格的列侬墙好震撼

关于女人不能碰龙舟，想到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往死里羞辱龙舟的主人，让他因为龙舟被女人碰过这种奇耻大辱一辈子抬不起头，去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你知道有个龙舟被女人碰过吗就是这个人啧啧”……这样一来，以后再有“龙舟被女人碰过”这种事情，龙舟的主人，大概率就会忍气吞声，装作无事发生。

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误判，在思想根源上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也就是“资本家为了利润，连绞死自己的绳子都会卖给你”。所以在中国决策者的心里，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可以赚到钱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难对付。这话也不是不对，但是如果你听过郭德纲的《托妻献子》，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搞笑的逻辑。郭问余：你要是去外地了，老婆托付给谁？余还没开口，郭就开始列了一堆条件：你这边没亲戚朋友，你老婆那边也没有，本地你一个能指望的人都找不到……你说，你老婆托付给谁？废话，那当然只能托付给你了，因为你把条件设置得这么苛刻，我还能怎么办？同样的道理，马克思的话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一切推理都是在他设定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绞刑不可避免，而且绳子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那资本家当然要把绳子卖给你。认真说起来，这里面其实有一种可怕的冷静，这样的对手不是可笑的，而是可畏的。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1、凭什么绞刑不可避免？人家知道你买绳子是为了绞死他，难道不能一边卖你绳子，一边拿卖绳子赚的钱干掉你？2、绳子之所以哪儿都能买到，是因为别人买绳子不是为了杀人，如果你买绳子是为了杀人，你以为绳子还能那么容易买到？能买到绞死资本家的绳子，前提是你装也得装成接受普世价值。而现在的问题是，你不装了，战狼了，得意洋洋地把自己的真心话都摆在明面上，游戏规则也就整个都改变了。所谓拜登打牌，其实是客气的说法，人家是联合所有打牌的人，把你这个打麻将的给请出去。

“权力会损伤大脑吗?"https://mp.weixin.qq.com/s/HO_5zG8nO9sZf1eiSsf-6A
1. 达切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多年理论和实验所得结论：受权力影响的受试者表现得如同经历了创伤性脑损伤一般——变得更冲动，风险意识更淡薄，关键是更不善于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
2. 苏克文德·奥比（Sukhvinder Obhi）最近也发表了类似的研究。与凯尔特纳专注行为方面的研究不同，奥比更关注大脑。他使用经颅磁刺激仪研究手握重权以及无权无势的志愿者的大脑，发现：权力实际上损伤了一种特定的神经过程——“镜像反应（mirroring）”——而这可能是同理心的基石。
3. 奥比的研究为凯尔特纳提出的“权力悖论”提供了神经学基础：一旦拥有了权力，我们就会丧失一些最初获得权力时所需的能力。
4. 这种能力的丧失已通过实验获得过验证：1.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在额头上写出字母“E”以便他人观看，这项任务要求受试者以观察者的角度看自己。【好有意思的实验设计】那些感到自己掌握权力的人将“E”正向自己而反向别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2. 其他实验表明，有权势的人在判断照片中人物的感受或揣测同事对某句话的理解方面表现得更差。
5. 同时，处于低位的人们会倾向于模仿上级的肢体与语言，而这一事实会加剧当权者的“盲目”：下级对掌权者鲜少提供可靠的线索。
6. mirroring是一种很微妙的模仿方式（潜意识进行；看到别人做某个动作时，我们用来做同样动作的脑区交感神经会兴奋；替代体验）
7. 在镜像反应的实验中，有权势的受试者的模仿行为鲜少被激活。但是这种实验结果导向了两个可能的结论：一，对于镜像反应的失效只是暂时性的麻痹（大脑结构并未受到损伤）；二，对于长时间处于高位的人脑部遭受损伤，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调节认知来唤醒镜像反应（同理心）
8. 奥比的后续研究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告知受试者何为镜像，并要求他们对其行为做出调整，但实验结果表明结果没有差异，即受试者的主观努力没有效果。
9.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1. 研究表明，权力会使我们的大脑预先过滤掉外围信息。2. 研究表明，权力会给予我们那些曾经不得不从他人那里费尽心机才能争取来的资源。
10. So，如何阻止权力对于大脑的影响呢？时不时地阻断对于权力的感知。可以通过回忆过去，也可以通过谏言者的提醒

劝身边的人已经晚了，但是长毛象一定还有没打过科兴的朋友，听我说，不要打！！！
我这个免疫力超棒（很多年才感冒一次）的人，打了科兴疫苗之后动不动就过敏，还疑似得了划痕性寻麻疹，下图是我去小区门口拿快递，然后用手臂捧着回家（全程不到5分钟）的后果图。拍不出立体感，总之十分触目惊心。
微博搜“科兴 寻麻疹”可以找到不少和我一样的人，而且我们这种已经算幸运，平时吃氯雷他定就能应付，真不知道因为打了科兴而得白血病、糖尿病的人该怎么办（微博均能搜到许多案例）。

最后，我不是反疫苗，无论接种什么疫苗都存在个人层面的风险/收益上的衡量。只是在此地，在知情权和选择权都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普通人保持质疑、多多收集主流之外的信息，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你有没有想过，“为了让自己的决策看起来像是在下一盘大棋”，是很多莫名其妙的社会苦难的根源？想斗倒具体的政敌，就要发动思想路线的清洗；想打击具体的企业（政敌的白手套），就要剿灭整个行业。甚至没什么理由，就是脑子一抽做了个决定，底下人也会找一堆陪绑的，省得你发现这原本就是脑子一抽。要说大棋，装着是在下大棋，才是最大的大棋。

看《走向共和》，李莲英代替慈禧去北洋水师阅兵，这帮人迷信，说阉人阴气重，不吉利，没让他上船，狠狠得罪了这个太监头子。
不知道如果是慈禧亲自阅兵，他们敢不敢说老佛爷是女的，阴气重，也不上她上船。
龙舟这事看来，大清确实还没完。

中国父母经常说挣钱为了子女。我是相信的。但这个钱怎么花由不得子女。你要说我环游世界行不行？家里蹲休息两年行不行？组个乐队行不行？重读大专学画画行不行？那估计得打断腿。六个钱包只能用来付首付和结婚。

所以中国父母挣钱主要为了让子女过上主流牢狱生活。

被科普了一下赵盼儿这个角色，很震撼。像这种完全不受男权叙事框架束缚的女性人物形象，我还真想不出第二个。倒不是说别的作家都不如关汉卿，主要是在传统社会里，女性成为故事的中心，往往是要通过某种性缘关系才立得住的（也就是具有现实感）。所以女性的自由意志，通常是在爱情这个主题上表现出来。比如巴黎圣母院里的爱丝梅拉达，爱得无怨无悔视死如归，这跟爱没爱对人没关系，也跟谁好谁坏没关系，完全是因为自己乐意——雨果写到这一步，已经是天花板了，但还是逃不开“爱情”这个框架。另一个更接近“完全不受男权框架束缚”这个标准的女性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作为剧情推动的主要动力，她的行为模式确实完全不“女性化”，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一直在自觉地与女性特征（比如母性）做切割，也就是说，这个女性角色仍然是以男性镜像的方式成立的。而“女人要像男人一样狠”，到底算不算是摆脱了男权框架呢？勉强也可以说是，但毕竟还是差了一层。所以，说回到赵盼儿这个角色，在“完全没有恋爱脑＋完全不接受社会规训/荡妇羞辱”这方面，真的是千古第一人。我就是娼，我不指望谁来救我；我要帮朋友出头，我有什么招用什么招。色诱很丢人吗？觉得丢人你别上我的当啊……这股子坦坦荡荡，已经不是“大女主”能概括的了，说是“大丈夫”也怪怪的，就叫“大Boss”吧。

《强奸罪和人身伤害罪》

我认为法律上整出一个强奸，就像家暴一样都是多余的。注意，我不是说，强奸或家暴无罪化，而是指，任何违背它人意志，伤害它人身体健康的犯罪行为，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区别对待。

家长家暴孩子，男人强奸女人，跟正常的人身伤害罪有什么区别，哦，阴道被伤害了，跟脚后跟被伤害了，还得区别对待啊，还得整出个强奸罪来???

其结果就是，家暴和强奸，都变得很难被定罪了。比如有人暴打我的脚后跟儿，我不需要自证清白，我是否同意他伤害我的脚后跟儿，反正我的脚后跟儿受伤了，只要是他造成的伤害，那就是他侵犯了我的人身健康。一视同仁，刑事犯罪。

然而，因为法律上区别对待强奸和家暴，我的阴道受伤之后，我还需要证明，他的jb暴打我的阴道，我是否激烈反抗过。请问，我的脚后跟儿受伤了，法官会追问，我是否激烈反抗过? 这也太搞笑了。

男权法律之所以制定出一个强奸罪，并不是想要保护女性人身权利，恰恰相反，他们只想保护强奸犯。

因为强奸罪的标准非常变态，导致女人很难证明那是强奸，再加上荡妇羞辱，让女人丢不起这个脸，只能放弃上告，导致大量强奸犯逍遥法外。

如果你是一位老师，不妨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告知自己的学生 1989 年的 6 月 4 日发生了什么，哪怕用一种欲言又止的语气，哪怕用一种隐晦神秘的语气，都可以，要相信你的学生们一定会去探寻。

我翻看 alive.bar 今日最热门的「第一次知道六四」标签，发现绝大多数年轻朋友第一次知道六四，都来源于自己的某门课老师。这些老师护住了历史的真相与自己的良知，无愧于师者身份，亦是学生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