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即使初心同样都是维护利维坦,法学也比社会学更容易出反贼,经济学也比统计学更容易出反贼。因为法学讲究体系自洽,经济讲究量化建模,一个是明面上的规则意识,一个是事情背后的因果关系,都是反对“任性”的,从而就其学科本质而言,天然就有一种限缩权力的倾向。当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甘当爪牙的也不在少数,但是既要同行服气又要领导(特别是那种瞎指挥的领导)满意,实在是没那么容易。社会学和统计学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它在方法论上并不强调系统和因果,完全可以就事论事不带任何价值观(一个纳粹军官,完全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某个犹太人社区研究的权威专家);另一方面,按照领导的喜好做研究,稍微包装调整一下,在申请课题和职位晋升上几乎是一打一个准,这也使得研究者很难抗拒诱惑(纳粹学者当年有大量硬核统计资料证明日耳曼人更优秀)。至于文史哲比较容易出反贼,其实反倒有点冤枉,因为这几个学科的问题不是“天然倾向于限制权力”,而是“天然容易被对号入座”,遇到心虚一点的领导,难免会觉得是在指桑骂槐。
又看了一眼当年王志安对吴京的访谈,这个人的表情神态语气真的可以说集合了日常可见的所有爹味直男的特征,生活中总能在男性身上见到很多类似的神态和语气,我甚至看到了我中学粉红男同学的影子(两个人长得完全不像,但神态和微表情一模一样),那种压抑、病态又盲目自信又充满了恶狠狠的攻击性的感觉,也可以说洋洋自得,小人得志,摇头晃脑,阴险油滑,笑里透着癫狂,总之可以描述的词汇太多了,外交部那几个有名的战狼发言人也常有类似的神态,这东西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它还真不是全世界直男共有的特质,而是独属于中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男性,一种特色的油腻,你也可以说这些人是演的,没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熟知这种推动民粹情绪的方式,知道自己受众的特质是这样的,本色也好表演也好,总之是惟妙惟肖的,拿捏准确的,而且是被官方支持和有意推动着的
@sixlitchi 码终于成了路条
中国年轻一代的情治人员基本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对社会的看法和普通百姓差不太多,甚至听你谈论民主也会点头附和。但你如果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放你一马,那就大错特错了。相比之下,他们这一点可能还不如上一辈。老辈情治人员有意识形态,面对“阶级敌人”仇恨满腔,可一旦真了解到对方是好人,有时还真可能提供一些帮助。年轻一代则完全是技术化的,原则不再是意识形态,是个人利益,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在于是非对错,而在于能否完成任务、立功受奖。表面接触,他们会比老一代温和得多,容易沟通,总是把自己摆在“吃这碗饭”的位置,说些有人情味的话,告诉你不是他愿意这样做,是职业所迫的不得已,因此希望你能够“配合”他完成工作,别砸他的饭碗。然而你一旦被这种话打动,去“配合”他们的“饭碗”,结果就一定遭殃。因为他们的“饭碗”是没有底的,怎么装都不会满。那些提升、加薪、奖金等有关他们个人的所有切身利益,取决的不是能不能为你解脱冤情,而是能不能板上钉钉地把你定为罪犯——不管事实上你是不是。--这一章叫做《专业屠夫的宰割》
年初时还和在伦敦当程序员的朋友说,等开了国门你回来探亲,来魔都绕一圈,我带你吃浓油赤酱本帮菜,吃日料吃寿喜锅吃烧烤,吃这个那个,在街上乱走。
如今这话我已说不出口了。一切都回不去了。各位,上海没有恢复,现在的一切都是不正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没有堂食,没人出门去玩,到哪都很麻烦,百业凋敝,快递很慢,有些店依然不发上海,什么非必需的东西都不想买。我们正在过着一种最低限度的没有一切非必要的生活,正在两点一线艰难地维持着日常工作,朝不保夕地祈祷自己不是下一个中招被封的,过着没有乐趣还要工作的日子,好创造利润和税收以给压迫我们的人继续供血。请大家一定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真实,请一定不要忘记这些不正确的记忆。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