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又看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防疫政策调整，有种强烈的感受：我们的专家都在干嘛？不应该是在加紧做各种具体量化的研究吗？论文呢？报告呢？社会研究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呢？防疫措施的相应调整呢？这些东西，难道不应该是实时更新，每隔一阵子就有新进展吗？两年多以前的防疫措施一张蓝图绘到底，这件事有多蠢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去年还有人轻佻地说，病例太少，临床数据不够，所以没法研究。现在病例多了吧？至少别国的数据够了吧？研究了个啥？现在这个局面，让人有种生活在点错了科技树的架空历史里的感觉，就像是再次面对中世纪的黑死病，但却啥现代工具都没有，还是靠把病人封在家里，只不过这次有了健康码，而且茅草屋外站满了大白。

救命这是真的吗🤣🤣🤣🤣🤣🤣🤣 支那加速穆化 早日赶超Londonistan

G10高铁乘客的遭遇，最令人恐惧的一点是：你在每一个环节遇到的都是未知，可是在每一个环节都无法反抗。这趟车从上海往北京开，到济南的时候说是2车有阳性，1-3车乘客要全体下车，凭什么？这个范围是怎么划定的？不知道，让下车就下车呗。下车干嘛呢？说是检查，早下车早完成，可是下了车之后，就变成了要在济南酒店隔离，怎么变卦了？不知道。隔离就隔离呗，好歹是个酒店，又变成了用大巴拖走开两个半小时到滨州的方舱，酒店咋变方舱了？不知道。僵持了五个多小时后，又改了，变成80公里以外的一个隔离点，在哪儿？不知道；环境咋样？仍然是不知道。而且最妙的是，此时，那个2车的阳性复查之后，说其实是阴性，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现在这批人是当场解封，还是多少小时之后自动解封？还是不知道。总之吧，都说中国是个规矩森严的国家，其实不全对。中国的规矩，要说森严也森严，要说稀松也稀松。因为真正来讲，只有一个规矩是实的，那就是乖乖听话，要你干嘛就干嘛。除此之外，其他规矩都是虚的。也正是因为只有这条规矩是实的，所以其他地位想要有规矩就可以有规矩，不想有规矩也可以没规矩——反正你都会听话，我干嘛要跟你多费口舌？

这样说也许很精英主义，但是讲真，在任何领域里干久了（也就是具有了专业的眼光，能看出什么是真好，好在哪儿，而不是像外行一样只知道看头衔），都会发现优秀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特别是科技、管理、艺术这三个领域，不行就是不行，差一点也不行。所以，如果领导对优秀的人才一点都不珍惜，说拍死就拍死，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打心底里根本就没觉得“把事办好”是最重要的。

说罗永浩是“业界冥灯”当然是不公平的，冥灯另有其人。永浩兄是什么有搞头就搞什么，冥灯兄是什么有搞头就搞死什么，才让人误以为罗胖有什么神威。而沿着这个思路，也就是依照“越有搞头的事情越可能被搞死”定律，你去看罗胖现在准备进入的AR领域，也会倒抽一口凉气：这玩儿太危险了。“增强现实”为什么有搞头？因为它可以在现实上面再罩一层东西，把现实呈现为另外一个样子，这里的想象空间太大了，能让华尔街投资人瞬间颅内高潮。但是且慢，在简中环境里你仔细想想“把现实呈现为另一个样子”这句话，是不是越看越渗人？这是谁的专利？拥有这项专利的人，会允许任何企业分享哪怕是一丁点这项权力吗？而事实上拥有这种技术能力的公司，要如何面对随时被封杀被社会面清零的风险？我就说个最具体的场景吧：你戴个AR眼镜出门，说hi siri，满街的标语看着闹心，我想要文艺小清新一点的画面，能不能自动帮我P掉它们？……你猜siri会不会自动报警？

我每天：

每次一个恶性事件爆发都会牵引出无数类似的相关的恶性事件曝光，举着身份证自述之前被打压不敢说，现在有相似的事网上有热度被重视才敢冒着被报复的风险实名举报的受害者数不胜数，你甚至可以从人们的口述中发现犯罪（这个犯罪的“罪犯”往往是一整个地区）的前因后果完整链条和逻辑，尽管是局域网，尽管媒体已经死亡，但原子般的证据透过个人讲述中的蛛丝马迹串了起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实质上已经烂穿了，普通人的平静是一种普遍的假象，老天，你无法想象一个被打压却仍被曝光的具体个例后还跟着多少相似的事情，这个数量是统计学可以算出来吗？之前这些声音之所以不被听到，就像上海地铁解封时那个直播采访里被移走的话筒。如果畅所欲言，每个人都能说出亲身遇到的或是见证的恶性事件，被铁拳波及不是概率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每当我自以为我已经看过够多悲惨的人和事了，下一个事件就会给我重击刷新我的认知，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在这个国家的某个角落发生着，想象和见到就像是两个次元的事情。这地方就像一个柿子，里头已经彻底烂掉了，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最后一根稻草放上来之前骆驼其实已经死了很久了，我们只是在，缓慢地腐烂。

越来越荒诞了

@normanzxy 王志安在"王局恶意返乡系列"的时候就说过，现在这个健康码是非常好的维稳手段，不需要出动任何警力就可以让一个人寸步难行，这东西是绝对不会轻易取消的，甚至会一直存在下去。连身份证都不需要。

河南村镇银行这个事情，是真真正正能把人吓尿的那种。首先，你这边防范风险的成本无限大——银行是正规的，手续也是正规的，除非你有可靠的内线，否则从外部完全看不出有可能血本无归。其次，他们那边化解你维权压力的成本无限小——前几年P2P爆雷的时候，至少还需要准备一堆大巴车，等着把杭州来北京的访民摁回去，现在连大巴都不用了，身份证给我，赋红码，搞定，这人哪儿都去不了了。

tg上看到的太好笑了

想起来一桩陈年八卦。公司年轻人下班一起去喝酒，都喝的有点多，出来打车等待的时候，一个男同事亲了另一个男同事。被亲那个当场吐了，还把对方揍了一顿。第二天这个亲人的同事就没有来，直接辞职了。手续都没来办。
当时我跟闺蜜八卦，都觉得打人这个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主要是同性恋的环境如此恶劣，你这么闹，他真的很难了。
刚刚想起来，呵，被亲被搂，女人有多少有那个能力揍得对方鼻青脸肿，并，对方要社死到辞职的手续都不敢来办，立刻消失。女人这样闹，是不是一堆人劝你算了，指责你泼妇，开不起玩笑的。
我操，这叫一个双重标准。顿时觉得应该开发个膀大腰圆的gay蜜，被男人骚扰了，gay蜜去替我骚扰回来。

赋码，这个词真是微妙。我知道天赋人权、法律赋予我权利，不知道有人可以赋予我一个码。 ​​​

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即使初心同样都是维护利维坦，法学也比社会学更容易出反贼，经济学也比统计学更容易出反贼。因为法学讲究体系自洽，经济讲究量化建模，一个是明面上的规则意识，一个是事情背后的因果关系，都是反对“任性”的，从而就其学科本质而言，天然就有一种限缩权力的倾向。当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甘当爪牙的也不在少数，但是既要同行服气又要领导（特别是那种瞎指挥的领导）满意，实在是没那么容易。社会学和统计学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它在方法论上并不强调系统和因果，完全可以就事论事不带任何价值观（一个纳粹军官，完全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某个犹太人社区研究的权威专家）；另一方面，按照领导的喜好做研究，稍微包装调整一下，在申请课题和职位晋升上几乎是一打一个准，这也使得研究者很难抗拒诱惑（纳粹学者当年有大量硬核统计资料证明日耳曼人更优秀）。至于文史哲比较容易出反贼，其实反倒有点冤枉，因为这几个学科的问题不是“天然倾向于限制权力”，而是“天然容易被对号入座”，遇到心虚一点的领导，难免会觉得是在指桑骂槐。

看到象友们关于“卖艺不卖身”的吐槽后对东亚男权社会里“贞洁”这个概念小小逻辑推理了一下：

1. 女性是“贞洁”的保管者，但没有所有权。所有权的转移(以及是否合礼)完全由男权社会说了算。
2. 作为保管者，当女性把“贞洁”交给了男权社会认为不适当的男性，她会受到惩罚。举例：娼妓、私奔、通奸。
3. 作为保管者，当女性不把“贞洁”交给男性，她也会受到惩罚。举例：“老处女”、石女。
4. 女性无法拒绝或逃避保管“贞洁”的义务。

综上，“贞洁”对女性是一种鬼打墙，但对男性是一种驯服控制女性的有效手段。

健康码的维稳用途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权力会被下放到那一级。或者反过来说，犯了什么级别的事，才会被电子手铐拷上。原本我以为，至少得是煽颠级别的反贼，现在发现，原来去河南村镇银行取钱，就会被赋红码。我还是幼稚了，这个下沉的速度，比我预计得快很多。

稍微一看就能发现一件事——怎么衍生事件的受害者又是女性？性别又被对立了。

有人说，罗永浩干过的行业基本都黄了。最早的教培就不用说了，公知大V现在也是寸草不生，国产手机苟延残喘，直播带货……刚倒了俩头部顶流。其实吧，倒不是罗永浩有啥异能，是有股子力量把所有热门领域一个个摁死，只不过罗永浩一直是时代的弄潮儿，哪里热闹去哪里。所以看起来法力无边，去哪儿哪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