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给中国邮政设计的《癸卯年》邮票,被人称作“疫情恶魔”,然后大肆批判,说是“不吉利”。正好前两天看到说是大正4年(1915)、昭和2年(1927)、昭和14年(1939)三年,日本出现了大量诡异得令人费解的年贺状(新年贺卡)。
“彼时年贺状的美术风格已然陷入军国主义的狂躁中而扭曲,红眼白兔其自身的诡吊加上热衷以兔子自比的偏好使得这些兔年年贺状显得格外疯狂。”
而我们这个红眼兔子,不管是误打误撞还是有意为之,除了符合这个谁都能看出来的当下,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东西也使我们陷入狂躁、扭曲,格外疯狂。
这种作品只会长长久久流传下去,将来有人像研究军国主义时期的年贺状审美风格一样研究它,在什么样的统治下,人们陷入怎样的疯狂。
注:图一图二为黄永玉作品;图三图四为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年贺状作品。
后来去看了黄永玉画的其他疯批兔子,感觉确实就是有意为之,一些写实幽默,但习惯了一种声音、只喜欢一团和气的中国人就觉得吓一跳。殊不知他们气急败坏封的“疫情恶魔”这个称号,让这个作品的含义有了延伸。
关于专制为什么必然愚蠢,沈志华2016年的这个讲座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他的主要观点是:由于重要的历史档案不开放甚至根本就没有留存,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体制内现在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咨询的专业意见——不是最高领袖瞒着学术界偷偷下大棋,而是就算真心想找几个明白人来把现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也真心硬就是一个都找不到的。习惯了桌子底下搞事情,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昨天有人说自己五天内阳了第二次,而且言之凿凿做过基因测序,是奥密克戎的两个不同变种。像这种信息污染,第一时间怎样察觉有异呢?有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怎么会这么巧”。我的意思不是说五天内感染两个变种太过巧合——这需要相关学科背景知识,从这个角度判断信息是否靠谱,对一般人而言不实用。我的意思是说,根本不需要专业知识,只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就可以判断此事“巧合得不像是真的”:1、此人自称美国病毒学博士;2、此人自称在中国某地疾控中心工作;3、此人关注转发列表里全是些著名蛆头,而这些人现在的主攻方向是“奥密克戎比躺平派说得厉害得多,可见以前呼吁放松封控都是在祸国殃民”。现在你结合这三点想想,一个人希望某个罕见事件发生(控诉躺匪的最佳证据),而这件事果然在他身上发生了(五天内再次被感染),并且他自称的学术背景(美国病毒学博士)以及资源(疾控中心实验室可以随时给病毒测序),正好是专门用来为这件事做背书的。这一连串儿戏一样的巧合,如果还不能引起警觉,那也真是活该被洗脑。
再说一个信息污染的案例,作为完全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应该如何觉察异常?1、没头没尾。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美国投毒”这么严重,怎么可能没头没尾?谁买的?谁卖的?目的是干嘛?怎么可能查不明白?查得明白又不说,只可能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投毒案(否则岂不是说我国政府懦弱无能忍气吞声?)2、关键用语。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因为投放这种七真三假的宣传物料,要义就是“引发联想而又不留把柄”。从实操写文案的人的角度说,他也是要给自己免责的。也就是说,这个消息既要写得让人一眼就觉得美国是在投毒,又要做到万一真要掰扯起来我又没有直接说谎。所以要害就在“毒素”这两个字上。你看人家这用语其实非常严谨——海关查获的并不是病毒或细菌,而是作为“生物制品”的“毒素”,而且罪名也不是“投毒”而是“瞒报”——人家已经写得这么明白了,一群正能量蛆头还能嗨得要死,也只能说他们对自己的粉丝的智商之低下是有信心的。
欧盟商会主席Joerg Wuttke:
这是相当可悲的:中国是第一个进入大流行病的国家,而它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国家。同时,他们一直在告诉全世界,他们是最好的。
It’s rather tragic: China was the first to get into the pandemic, and it’s the last to get out. And in the meantime, they’ve been telling the whole world that they’re the best.
文章是今天上海封控间的,现在看来其实没有太多新信息,但里面很多说法现在看来都是被说中了的。比如经济萎靡、外国转移供应链、人民币贬值、以及最终熬不进去时还是得开放。
我发这条嘟是因为最后这句。真相太扎人。
https://themarket.ch/interview/chinas-leadership-is-prisoner-of-its-own-narrative-ld.6545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