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关于“国家不幸诗家幸”，刚才看到有人摘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里的一段话，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角度：在专制国家，当且仅当面对巨大的、涉及所有人的，而且能够被归咎于外因的不幸时，艺术家才被允许自由地表达悲伤。比如说，大饥荒和大清洗对俄国造成的创伤，不亚于外敌入侵，但是只有在1941-1945这个时间段里，俄国人才可以尽情地流泪，才能当着人哭而又不被举报。所以，一个既滑稽又悲怆的现象是，只有在卫国战争期间，俄国人的精神生活才是有活力的，艺术创作才是（相对）繁荣且自由的。而且你知道中国人读到这里的悲怆是什么吗？是即使是在2020-2022这三年里，我们也无法自由地表达悲伤。病毒要真是德特里克堡美军传过来的，说不定我们还会有自己的杜甫，但是现在啥都没有，连当时的正能量宣传也要被删除。

农管之所以铁定又是个烂尾工程，都不用上升到天怒人怨的层次，只从商鞅的角度分析也是很扯淡的。“有兵在”为什么是亡国之言？不是因为暴力不重要，而是因为暴力必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用才有效。你想想以前的生产队为什么能把农民管得服服帖帖的？暴力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工分”。农民的收入全都来自工分，而有多少工分完全由生产队长决定。这种对于农民收入的完全掌控，才是权威性的来源。所以，如果真想恢复到改开前对于农民的绝对控制，防剌背心和电棍什么的完全是搞笑。做戏得做全套，农产品得统购统销，农民除了种田之外不能有任何额外收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农村才能管得住。当然，如果真到那一天，大家一定也同时会明白，真的不是袁隆平让中国人吃饱饭的。

在不明白播客第44期听到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慧玲介绍她的《外包镇压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遗憾的是没有展开讲。比如说，维稳体系最基层的触角（甚至是编外志愿者）以柔性的方式限制你的自由权，叫不叫“外包镇压”？以体制内的非强力部门针对异议人士的选择性执法（比如查税和查非法经营），叫不叫“外包镇压”？即使是最典型的那种找黑社会帮忙办事的“外包镇压”，具体条件是怎么谈的，利益是怎么输送的，出了事要怎么摆平……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公权力最可怕的地方，是它甚至都不需要主动出手消灭异议分子，只需要选择性地不尽职，也就是不对这些人提供应有的保护就可以了。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这种形式的镇压特别有意义。至少要留下证据吧，不能到时候又让它装无辜。

天天讲“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不觉得晦气吗？除了叫花子，谁会一天到晚牢牢端着饭碗？除非铁了心打算干坏事，哪个国家是全世界都买不到粮食的？

对于“我不是反对xxx，但我就是看着恶心”这种话，唯一正确的反应是“那就多看看呗。”这还真不是回呛，因为“看着恶心”是个本能反应，本身没什么对错可言。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这毛病其实很好治，无非就是脱敏呗，啥事不是多看看就见怪不怪了？好治你又不治，这才是你的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像是黑人演这演那，时不时出现个LGBT角色什么的，都是在帮大家脱敏。这不是什么“追求政治正确”，而是一种社会矫正。只有你在影视作品里什么人都见过了，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做到一视同仁。不舒服是吧？不舒服憋着，憋习惯了就好了，for the greater good嘛，这不就是保守派经常用来让少数派闭嘴的理由吗？

浙大一个学生被举报“辱华”，让我想起以前有过一个争论，那就是类似“你国”这种说法是不是合适。现在你应该能意识到这个争论有多无聊了吧？其实哪有谁真是在“辱华”？无非就是一腔积愤而已，甚至还有不敢指名道姓的心理因素。这些都不考虑，就因为用了一些字眼，就说人家“辱华”，甚至还说什么反对公权力可以，辱华不行，这不是装外宾是什么？你看现在浙大这个学生讲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就知道他用了“支那”这个字眼。发现没？“辱华”已经变成遮羞布了——真正最忌讳的那些东西，都被这个挡着看不见了。

我是真没想到，说到粮食安全，毛象上也能找到圣上的拥趸，可见多年洗脑还是有些东西深入人心的。比如有人说，日本也有提高粮食自给率的政策，没错，可是人家的目标是备战备荒吗？人家的手段是强制退林还耕吗？政策方向和具体执行都没有可比性，你只拿“日本也觉得粮食自给率太低是个问题”说事，这不是搅浑水是什么？还有人说，进口粮食是要花外汇的，不如自己种。这就实在是太扯了——所以自己种粮是不花钱的吗？同样的粮食如果自己种成本更低，谁那么神经病要去进口啊？只在一种情况下，自己种也许是更合算的，那就是算政治账：通过强制把农民绑定在土地上种主粮，主要的意义并不是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得价格相对低廉的粮食（由于现代农业优势太大了，即使回到农奴制，国产的粮食也不可能比进口的更便宜），而是能把好几亿（由于国际关系恶化不再能参与世界贸易分工的）不安分的劳动力以生产队的形式重新管理起来。毕竟几千年的小农智慧就是，跟打螺丝和送外卖相比，只有原始水准的农业，才能几乎无限地吸纳劳动力。这是他们唯一能理解的稳定，即使代价是普遍的赤贫。

【限额免费读】北京无新闻：长峰医院大火后，媒体与社交平台失声的8小时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420-mainland-beijing-hospital-fire-media-censorship/invite_token/TaHbEwWqgb

这篇看完感觉比想象中“某个相关部门发布明确禁令禁止讨论”的情况更糟糕。这“空白八小时”，是由社交软件、媒体报刊包括普通民众默认形成的“自我审查”，最终形成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重大事件舆论审查已经变得自动而内化，监狱已经不需要“明令”来禁止，整个社会系统自己已经成为舆论的监狱……

> 在中国某短视频平台工作的Andy告诉端传媒，平台上所有内容发布之前，都会先经过一轮机器审查。
> ……
> Andy解释，以新闻现场为例，如果人工审查看到有人发了一个火灾的视频，会打标记，看看后台有没有类似的视频，若同一个时间段集中出现，就会上报给更高一级的审查人员。这类由用户发出的新闻现场视频，平台方会趋于“保守、非常保守”。
> “原则就是少碰新闻，”Andy说，一个视频即便过了审查，随着流量变大，也会不断进入新一轮的审查，“越火的视频审查的标准越严格。”
> ……
> 如果事情已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平台的审查就变得相对简单。Andy说，只需要设置关键词和关键画面，让用户搜索的时候，只能看见政府、官方媒体账号发的内容，看不到普通用户发的现场视频。“当时火灾的视频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拍下来，但就是没有人会刷到。”Andy补充，在一些重大社会新闻发生时，平台也会把流量更多给一些营销号发的娱乐信息，用来分散流量和冲淡对社会新闻的关注。

> 大概10年前，报导发出后官方才做事后审查，而这一次，吴黎甚至在看到通报后才报题，都被编辑部领导直接否决。

> 事实上，在一般的新闻生产流程中，社交媒体只是记者获知突发事件的来源之一，医院等事件相关机构的线人往往是才一手消息最先流出的地方。但受制于媒体从业者流失、被规训的体制内人士担心“舆情影响”等，线人逐渐被剪断，有留言板或爆料热线的官媒也紧紧守著“只转官方消息”的原则，更有消防、公安等机关单位也开始经营自己的社交帐号，以“统一声音”“权威发布”。

刚刚在看一个幼儿园的介绍，差点儿把我眼泪看出来。

前两天出门散步，看到北镰仓幼儿园在招生。今晚顺手搜了搜，结果一看就惊呆了，天呐，这些孩子到底在过什么日子啊。

幼儿园一年级的小朋友，需要学习的功课是在草地上躺着玩儿，和老师一起在泥里打滚儿。

镰仓古寺多，于是老师每天带着他们在寺里探险，玩累了就在佛堂前吃便当。

春天在古寺里放风筝，坐车去摘草莓，

夏天的夜晚，在幼儿园小院子里看烟火，

秋天散步去看枫叶，再把枯枝落叶聚在一起点燃烤红薯，

下雨天就在教室里跟和尚下棋，学校也会偶尔组织去听交响乐团。这种日子真是太疗愈了。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招生简章，差点把我看哭了。教育目标和内容一栏，写的不是要学会多少加减法，掌握多少词语。

而是——培养起基于爱和信任的交流，拥有感受美丽事物的能力，能表达出自己的感动，可以传达给他人喜悦，培养出一颗明朗沉稳的心。

我看完心里特别难受，堵得慌，想要哇哇大哭，我们为什么一辈子都那么累啊，我也好想这样重新长大一次，我也好想这样被爱一次。
原文链接：http://m.weibo.cn/status/4889841421255176?

这些事情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中国人是爱凑热闹的，现在的时代也是看见了什么大事大家第一反应拿手机拍照上网分享，有时虽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分享是人的天性，而这些“路人”的存在却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或是被消失了，消失的方法大家也心知肚明，技术原因或是受到威胁逐渐封紧的嘴，前者是平台和审核的信息垄断，可是要造就后者，则是道路以目的恐惧了。

自古以来，谋士阶层都有一个劝退老板的不宣之秘：如果老板有不靠谱的想法，不要直接说“不”，把做成这件事的条件和难度尽可能详尽地罗列出来，自然就能达到让他改变主意目的。比如《战国策》开篇的“颜率护鼎”，作为周王室说客的颜率，就是跟齐王详细描述了把九鼎送到齐国所需要的人员、物资、交通条件，就让齐王知难而退。但是这个做法有个bug，那就是它预设了老板必须是有常识的。对一个缺乏常识感的老板，你说得越细就越危险，因为他会当真，他会拿着这份本意是想让他打消想法的方案让你去执行，这不就尴尬了吗？就拿防疫这个事情来说，你写一句“想靠封控消灭疫情，就必须做到入户消杀鸡犬不留”，本意是想让老板觉得“靠封控是没希望的还是引进高效疫苗吧”，结果老板批复回来你一看，就俩字：行吧。

看起来大爹确实有从上次乌市火灾事件上失败的舆情应对中吸取了教训

看到一个财经博主的节目，说是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5年就已经预见到“涨价去库存”（通过房地产把杠杆转移到居民部门）是难以为继的，但是很显然，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以致现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然后这位博主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加杠杆是绝路，当时易纲没跟皇上说吗？皇上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懂呢？

其实答案就在问题里，因为博主所引用的易纲当时的原话是：“如果不是创新型投资扩张，（现在的财政政策）长期很可能会加剧通缩压力”。你想想这话听在皇上耳朵里是啥反应？当然不是“所以现在不能大放水”，而是“如果现在要搞大放水，那就一定要注意创新型投资”——行啊，不就是创新吗？咱不是有千人计划啊和国家大基金吗？咱也创一个呗！

你看，这就是专业的技术官僚，之所以几乎总是没办法在一个专制体制里有所发挥的根本原因了。因为作为专家/参谋，你不能给结论，只能给思路。你永远只能说“如果……那么”，而不是“综合所有现实情况，最佳方案是……”否则你不就成话事人了吗？老大的位子往哪儿摆？而且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你给出的是现实意义上的最佳方案？因为你知道这个体系里有些事情就是做不成的。可是你要明说做不成，岂不就是典型的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你不死谁死？换你你敢说？

所以我甚至有点怀疑，易纲本来是想让皇上知难而退。因为“创新性投资扩张”是需要教育、科研、产业积累、创业环境和国际关系等一系列条件的。他自己固然是不敢说，但是希望皇上能明白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前提条件。然而事与愿违，在皇上听起来，反正都是投资，无非是往芯片和高科技领域投呗，我就不信大力还不能出奇迹了。你想说的是撒钱不能解决问题，结果人家增加了一个撒钱的门类，这不就拧巴了吗这不就？

新农管这个决策，无论是从财政（现有的机构就能完成农业执法队的职能，没必要额外再花这笔钱）还是维稳（很容易在原本没有矛盾的地方制造矛盾）的角度都是不可理喻的，但是考虑到那谁的成长经历，却又极其合理。因为无论是大饥荒（却没有捍动政权）还是上山下乡（城市失业人口地方可以流放），前提都是有效的农村基层组织，这才是真正的基本盘。可是改开之后，“生产队”这个控制农民全部生存资源，让干嘛就得干嘛的基本单位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中国未来不断朝鲜化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是缺乏抓手的。怎么办呢？重建生产队是不可能的，那就搞个差不太多的执法队吧，反正功能是一样的：关于农民生产生活的一切它都能管。

组织化是社会化的前身，我知道它不可避免，但这和我讨厌它又有什么关系。我接受了，我活在组织化之中，世上没有一分钱是不沾血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但那又如何，我接受了，我忍受了，我承认了，难道还要心悦诚服地崇拜？

昨天聊起来的时候还在说，海外针对被捕人权律师的支持和资助还是比较充分的，而对于被捕女权主义者则…因为所谓“民运”或者“反贼”圈子非常厌女。
希望这个现状能从我这一代开始发生改变。这是我这一代该做的事。

@ZachL @Tuilindo 这些估计很快也会出现的，农管队已经出现，这些官僚到时会成为最高意志的忠实执行者，类似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之类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过去的调节靠的是补贴，比如说你种植小麦和玉米或者稻谷会给你更多的补贴，以此来鼓励大家种植粮食。但是后面国家不想出补贴，又想强制大家种植主粮作物，只能靠所谓的农管队强行规定吧估计，但是这会严重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外国的粮食再进不来，后面很快就会灾荒的。再加上农管队本身也要吃拿卡要的活着（他们又不从事生产），无人关注的乡村会因为最高意志的想搞乡村振兴而变成人间炼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