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sabishizhiren

今天看到一个说法很辛酸很真实，就是那些父母全心全意对孩子好的父母，也拿不出自己没有的东西。

其实很多父母也没有被好好爱过和尊重过，所以他们给孩子拿出的已经是最好的了，但是他们可能再努力也给不出自己没体验过的爱。

作为合格“最后一代”，不仅是肉体要终结这个可怕的循环，更要宏观上反对剥削人的大环境，微观上自己教自己怎么爱自己，如果能教会父母更好，不行就算了，但是还是要自学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尊重（其实学会了，就会天然反对那个把人当菜当矿的大环境）。

只有这样，最后一代才能真正自洽。

甚至会慢慢具有“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潜力。

不然就是一辈子碎碎念“我命苦，我孤独，我穷，我没人爱，所以我决定不生小孩，我这样了都没报复社会，还保护了我未出生的孩子的不被生育权，哎呀我可真高尚”的、奇怪的人。

我之所以特别关心“经费发到干活的人手里的比例”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你想要对统治机器进行整体评估的时候，输入（花了多少钱/能汲取多少资源）大致是明面上的，输出（做了多少事）则不那么明确，而冗余（在受到冲击时可以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削减多少开支＆在诸如打仗这样最大强度的社会动员情况下能力上限是多少）就更难说了。这里缺少一个关键的量化指标就是“损耗”。要怎样大致测算这个损耗的数值呢？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负面新闻里不经意带出来的潜规则。比如郸城公交因为发不出工资停运，人力成本一年1795万，而实际上公交司机也就五十多人，以月薪三千多计算，也就是发给一线职工的钱（算上养护调度再翻一倍）只占人力成本的不到20％——这还只是人力部分，如果算上更容易通过潜规则谋利（也就是耗损更大）的设备采购维护之类的项目，一线干活的人拿到的钱/整个公共系统的支出（6189万）则更是少到不足5％。我之前看社会新闻的时候偶尔会算，发现5％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比如在公安部2020年度支出决算里，“执法办案”（11.76亿）占“公共安全”这一项总支出（220.6亿）的比例就是5.33％，啥意思呢？就是我以“公共安全”为名花出去100块，其中只有5块多是用来办案的。我不是说剩下的95％都是耗损（因为有些是这台机器本身正常的维护成本），但至少说明它输入100块的能量，只能（至少是从老百姓这个角度看）干5块钱的活儿。相比之下另一个数据就更有讽刺意义了，就是国家规定，慈善机构只能使用其所收到的不超过10％的善款用于自身的运营。也就是公权力认为，一个办事机构的输出/输入效率至少应该是90％（aka耗损10％），而它自己的办事机构却是倒过来的，花出去的钱里，有没有10％是用来干正事的都很可疑。

写一个关于个人情况的反思：
有时候决定「最近不能熬夜了一定要早睡」「一定不能再继续翘课/摸鱼了！该振作起来了」这样之后，反而会迎来一个更大的破罐子破摔。想了一下这是为什麽：
1、一般这种决心都是下在情况有点失控了之后，也就是说，我的心理状态其实潜意识就是需要「熬夜」、「摸鱼」这样的行为来维持了。
2、同时，这样的对自己的要求增加了我的压力和完美主义倾向，加重了我的情绪负担。压力之下，我的大脑前额叶更难正常工作了，换言之就是前额叶负责的計劃、执行功能反而被削弱了。
3、不仅如此，这样的「决心」也隐含了一种对自己的不满意和责备，对自己感觉糟糕就更容易损失做事的信心。
这三点就是「想变好反而会一下子变得更坏」的原因！
那如果感觉到自己最近有点状态不好想要调整该怎麽做呢？
我觉得对自己更好的态度应该是「看到，但是不判断」，也就是说，我看到自己因为一些无法满足的心理需求在熬夜，使得自己白天的状态很差。我也看到自己因为心里有阻碍无法做事。我看到这一切，但是我容许自己，并且和这样的自我坐在一起。这背后的假设是，我同情、关怀、鼓励自己，无条件地相信自己会做出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进行粗暴的要求和干涉。

以前我看相关新闻的时候也做过计算，发现5%（发给实际干活的人）几乎是个普遍的潜规则。我相信圣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如何理解这个数字就很难说了。比如一个乐观的想法是，这个体制还是有很大潜力可以挖的（或者说还有足够的安全冗余），只要稍微把给到实际办事人员比例调高一点，就完全可以在降低总成本的情况下维持原有的运作。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恰好相反，首先来说，“减员增效”往往会变成权斗工具，结果是干得最多的人（因为在权力格局里话语权最小）最容易出局，现在很多关于裁员的段子都在说这事儿；其次（在更严重的情况下），本来这5%发给实际干事情的人，也是因为事情还是得有人干，不能对上面没有个交代。如果大厦将倾的局面已经成为共识，这时候你希望下面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以维护这个系统的运行，人家凭什么听你的？肯定是趁乱给自己多捞一点，连这5%都不花在办事情上了。

看新闻说有个妈妈看听女儿随口说了一嘴自己最喜欢哪个女子冰球运动员，过生日就给她把这个运动员请家里来了，小孩看到之后就开始哭。然后我又在那里感叹，真的不理解（嫉妒）白人怎么能这样爱小孩，去真的观察ta的需求和喜好来用心让对方快乐。比如圣诞节也真的是谁想出来的，每年还要花心思给小孩准备喜欢的礼物，就光这种“被珍重被关注”的感觉就是好多老钟家庭小孩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你说老钟家长不爱孩子吗？他们也爱，他们命都能给你，但是所有给你的东西总带着一些不甘心的恨和破釜沉舟的苦涩，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真的看着你是更不可能了，但是却热衷于盯着你看你哪里出错。自己是这样被对待的，对自己的小孩继续，世世代代，苦大仇深。

我们倾向于在外界给我们设定的限制之内最大化使用我们的权力。
这个想法放到拖延这件事上也是说得通。

习惯拖延的人很可能是从小就缺失自主权体验，做的事情大多是被大人安排和指定的。那么，拖延就是获得自主权体验的最优解法，即便是微小的自主权。
拖到不得不做的时候再做好了，在这之前躺平或者打打人生副本不香吗？不拖延的话，提前做完后万一又被安排做别的可咋整？

就算拖延的时候是毫无产出的摆烂躺平，那也是行使了自主权的自我选择——对，做出这个看似很不理性的决策在人类几乎得不到自主权的情况下就不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人类大体上是情绪（心理需求）支配优先。

我还在和拖延纠缠的道路上，目前的猜想是，想处理这个人生课题，我需要在各方各面更主动地挖掘和行使自主权。
这真的很难，毕竟人生的前几十年就是很少深度尝试过，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要体验许多“anti好女孩”“anti好学生”时刻的漫长过程，和前半生形成的习惯、信念、自我艰难搏斗的漫长过程。

品品还挺有意思，人生不遭点这种罪可不是亏了

昨天跟象友讨论，提到老钟亲子关系之所以普遍糟糕，以及“穷逼就别生孩子了”这种社达话语之所以在你国大行其道，是因为，老钟人的大部分亲子关系，都是一种“割肉饲娃”式的养育：父母在生存资源和时间精力都比较匮乏的状态下，生下了小孩，然后不得不从自己身上一刀一刀割下血肉来，喂给饥肠饿肚嗷嗷待哺的孩子吃。而父母在割肉的过程中，当然也就难免疼得声声惨叫、面目狰狞，疼急眼了还要扇孩子几个大耳刮子。

而这也就在孩子长大以后，形成了“父母等道谢，孩子等道歉”的典型老钟家庭关系：父母指着身上遍布的伤疤，回忆着当初割肉时的疼痛和鲜血，理直气壮地要求孩子下跪叩谢这样的大恩大德；然而孩子的童年回忆却只有：强塞到嘴里的血淋淋的人肉，又腥又臊、极其难吃，父母还面目扭曲地啪啪啪狂扇自己大耳刮子。

所以，这一切烂事的终点，也许还是：“穷逼就别生孩子了”+“我们是最后一代”。

#大过年的发表这种反人类言论就是爽

邓聿文这篇分析，有点意思。

认为你国人吃草也能活三年，这是CCP想屁吃。暴政导致政府无法控制的反抗，迫使政府让步，最重要的条件，不是老百姓饿不饿肚子，而是：暴政波及的范围是否足够大，损害的人群数量是否足够多，分布是否足够广泛。本次股民在美国大使馆微博冲塔，迫使CCP让步救市，就是最好的例子。

PS：极权政府一直在反其道而行之：把暴政带来的损害范畴尽量缩小，让一部分人作为被牺牲的弃子，“承担代价”。从毛时代的5%右派、靠城乡剪刀差剥削农民搞工业，到邓时代的大下岗抛弃国企产业工人，再到前几年放任P2P爆雷，收割中产血汗钱，都是同一套路。
这么做的实质是，通过把这一部分人碾碎，释放系统的压力，而其他人则不但感受不到系统的不对劲，甚至还有可能从这碾烂同胞的过程中，吃到几口血肉。如此，这个吃人肉的系统，就能继续运行下去。

再PS：今上的清零封锁政策，其实也是这个套路：靠着把一部分疫区封死，来控制传播。于是，一边是如武汉、丽江那样的被封锁地区成为人间地狱，另一边却是其他大部分地区歌舞升平，傻乎乎地赞美你国制度优势，嘲讽西方。
所以，当新冠发展到了高传染低致死的奥密克戎，这游戏就没法玩了——因为大部分国人都受到了清零封锁政策的影响，都被铁拳砸疼了。于是，由民愤发展到A4纸，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由此，我们多少也可以推测出，万众期盼的那个“大事件”，会怎么来——最大的可能性是，CCP出台了某项恶政，在较大范围内、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严重程度不需要到让人吃草这个地步，但必须是影响到大多数人）。以现在CCP的民怨，只要有那么一次，就足够它翻车了。

https://www.voachinese.com/a/will-stock-markets-crash-become-a-source-of-turmoil-in-china-20240212/7483827.html

文化冲突真的很有意思。你就想吧，如果一个中国人，在领导接见的场合像梅西这样神情自若地绕过李家超，那大家肯定是觉得这是在摆脸子。继而会想，就算钱没给到位，你也不能当众这么闹啊，好歹低调一点低头缩肩快步走过去呗。这么大摇大摆，可见是有心辱华了。可是换成一个阿根廷人，你就能意识到人家是真放松，心里就没有“大领导”这根弦。合同里写了必须上场就上，合同里没写就看心情。啥叫没受过欺负的脸？这就叫没受过欺负的脸。

11年前我在新疆旅行。
在维人聚居的喀什老城的青旅，我遇到了两名退伍解放军，之后又碰上了从重庆来的两个医学生，四人意气投合之至，租了一个维吾尔司机开的车，走遍了新疆的各处。
旅程难忘，让我至今会梦见。

维吾尔司机身边带着她刚上小学的女儿。
对于从只讲维吾尔语的家庭、地域成长起来的维人孩子，小学是体系化学习汉语的最初机会。小女孩对远方来客们兴致勃勃，总是跟我们说着「〇〇在维语里是●●这么讲！」一类的话题。

「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姿势！」
「都不知道我是来拍新疆景色的还是来拍你的了」
总之小女孩特别喜欢拍照，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开开心心地入镜几次。

她特别是对我这个看起来与汉族别无二致、却只能说上几句破碎的汉语的奇妙的日本人钟情有加。
就这样，原本是压迫维吾尔的先锋兵的人、被压迫的民族的孩子、重庆的大学生、再加上轰炸过重庆的国家的大学生一起旅行，像家人一般一起笑着，

走遍了沙漠、草原、雪山、中巴国境，住过了塔吉克毡房，互相教着对方汉语、维语、日语，互相拍下照片，一起玩着游戏，就这样度过了好几天。
这些不可思议的温暖回忆已经像是我的宝物一般。

同行的四个人（汉族）也是非常好的人。例如在某个镇的店里，汉族店员因我是日本人而对我恶语相向时，是被退役军人的一声「你说什么呢！」解的围。
而从重庆来的两名医学生在离别的时候跟我依依不舍地说，以后一定要来重庆，请你吃火锅。

说了这么多我不是想指「新疆的维人和汉族和平共处」一类无聊的东西。
......而是，或许已经没有比新疆更能让人感受到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暴力支配是何等丑恶的土地了。
（请注意以下描述的已经是2012年的当时。现在新疆如何，已经不用赘述。）
比如车站的安检。汉族和看起来与汉族无异的我几乎未受阻拦就通过了。

而维吾尔人通过的时候，携带的行李是被警察踢过来厉声诘问内容物的。
在公交车上、在街上，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只有维人会被警察执拗地检查。维人的旧房子被拆除，建起的新楼房里是汉族的商店和办公室，在里面维人被雇佣、劳役。

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自己成了配角，成了仆人，成了被蔑视的「文化改良」的对象，不论如何总是无法忍受的ーー区区旅行者的我也深感这一点。
在维人居住的老城里，维人们对看起来像汉族的我也总是冷眼相对。

即使是个人层面上，也不得不让我亲身体会到维人对汉族的印象到底有多差。有次我用专门学了一点的（和维语相近的）土耳其语，对维人说了「我从日本来」和几个数字，维人对我的态度立即变得好到和之前天差地别。

某个维吾尔人聊到兴头上，问我
「以前战争的时候，日本不是杀了很多中国人（指汉族）吗」
「是的...」
「怎么没有全杀掉呢」

我后来回到日本，和认识的中国人（汉族）讲了这番话。他愤慨地跟我讲：「你知道中国为了开发新疆投入了多少资源吗？如果中国没有让新疆现代化，维族人到现在也是在野蛮的宗教和贫困落后中潦倒地生活！」

（殖民主义就是这样。印度、朝鲜、台湾、北海道，殖民行为在哪里都总是被像这样正当化。在看到他人的丑恶时，我们也必须要正视自己内化于思想深处的殖民主义。）

十一年过去了。现在的新疆情势相关新闻总是让我不忍卒读。
充满风情的喀什老街已经被悉数拆除。不知道那个小女孩有没有被关进集中营。
当上医生的重庆的两人，不知道有没有无事度过新冠疫情。说起来我也还没去重庆呢。

日本人可以在新疆如此自由地旅行本身也已经是胡锦涛时代的旧事，现在已经变得无法想象了。能在新疆如此自由地与维吾尔人交流的时代，或许也不会再来了吧。
越回忆起来越让我觉得难过的往事。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把「在这里发生的这些事」

一生铭记。

（翻译自日语。原文 来自 Twitter @ SEI__jou。）

翻译出处：https://t.me/nekobroadcast/1013
Twitter原文：https://twitter.com/SEI__jou/status/1619291006196944896

爱国小将们:为什么全世界都在乳我们 爹你倒是管管啊

迪友锐评：
为中人抱薪者必被中人活埋于风雪。

中国的决策层前几年有个信念（特别是2021年初喊出“东升西降”的时候）：美国不可能跟中国脱钩，因为美联储在2020年无限QE发行的美元，如果没有中国的廉价产能，就一定会通胀到天上去。我甚至都能想象国师们是怎么跟海里那些人解释这里面的逻辑的——美国虽然强大，但毕竟是个民主国家，而民主就是它的最大弱点，所以疫情来了咱们可以不发钱，他们就必须给老百姓发钱，钱发多了以后咱们可以不在乎通胀，他们就必须在乎物价问题不然就得下台。总之就是，又要发钱又要在乎通胀，中国正好又有廉价的过剩产能，产业链转移又不可能这么快，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跟咱脱钩哈哈哈哈……可是你看方舟投资的Big Ideas 2024报告，一个关键信息是“AI带来的通缩超乎所有人想象”。而且这种对通胀的抵消作用是全面性的：文科生擅长的写作，千字成本从100美元降到0.04-0.16美元；理科生擅长的编程，效能提高10倍；甚至连蓝领工作（亚马逊物流的搬运效率）现在都已经是人类的两倍多。生产效率极大提升，完美地消化了无限QE带来的物价飞涨风险。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一切现在都还看不到上限。在这样一个科技大爆发的前夜，你让一个五十年代出生，最鲜活的记忆是串联时候吃狗不理的领导人看清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实在也是有点难。

去年跟某朋友（现已脱钩了）聊你国改革开放搞了半天原来只是洋务运动2.0。那朋友说，其实在思想启蒙方面，改开还不如洋务运动。

贾玲有什么个人主张先不论，至少中国的基本盘价值观真的太社达了，推崇这部电影的很多受众评论听得我都ptsd了，一口一个什么“超越自己”什么“要赢一次”，这种话听了真的浑身一激灵，太东亚太中了，中国人能不能别成天老想着赢，国家层面要赢两次，个人层面还要赢一次，上学想着赢上班想着赢，能不能提倡一个大家都不用赢的社会，能不能提倡社会变得更包容更多元更合理，而不是提倡什么「个体的变强」「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啊，以前我还持有「胖可以，但胖到威胁健康不行」的观点，但现在我是彻底觉得不健康也没问题，不健康又如何呢，不健康就是错吗，自己发胖又不威胁别人的健康你管得着吗，肥胖不健康而死也是一种个体自由，健不健康谁说了算，谁说能活八十年就一定比活四十年好，你这么想没准宇宙规则不是这样的没准上帝不这么想，有没有可能错的是社会，错的是世界，「腱子肉就是比肥肉好」不也是一种审美霸权吗？减重和增肌就一定是「变好」，怎么听都有一股“我要当一个好同性恋”那味了，东亚社会不够进步，那不更应该多拍一些提倡社会进步而不是改变自己的电影吗，我觉得「变好变强」这套话语放在十年二十年前也许还可以，放在今天拍真的有点陈旧了，尤其是你看西方影视作品连史密斯夫妇都可以选那样的主演就更体现出东亚社会有多荒谬多压抑，就是，真的挺累的，太累了，中国人有太多事想赢、要赢了，贾玲有什么个人追求都是她的自由，很棒，为她高兴，但是影视作品真的就希望多拍一点躺平最正义的题材，就是不要变好，不要变强，不要超越自己，不向上，不积极，好活不如赖活，好死不如赖死，我不变强，我就想做自己，我的每一个阶段都好，当下就是最好

在圣上这代人看来，整个现代经济都有一种“脱实向虚”的倒错感。而这种农民思维又和所谓“工业党”思潮不谋而合，再加上共同的社达黄纳气息，庙堂与江湖就这样形成了合力。你很难跟这样的人解释，文娱/游戏这样的产业有什么实际意义（除了服务于主旋律宣传和训练无人机飞手），思想解放与学术自由与强国又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一切都超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世界所熟悉的规则。就拿“戏子”这个称呼来说吧，给圣上唱堂会的所谓“文艺工作者”（终极演化形态是“人民艺术家”）其实才是真正的“戏子”，而传统上被蔑称为“戏子”的那些具有公认声誉地位的明星，反倒更接近于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政治家的生态位。像这样一个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意识形态塑造力的部门，不需要国家花钱养，反而可以自己挣大钱，挣全世界的真金白银，这是多大的现实生产力？另外还有一个被低估的概念就是“游戏”。好的游戏就像战争（即时全面系统的对抗性），正如战争中的优势方就像是在玩游戏（流畅的操作感和整合全局资源与单位的能力）。比如vision pro的一个视觉辅助功能，是能让你在看比赛的时候拥有全息视角（比如与电视上的塞车转播同频的赛场上每辆车所处位置的实况沙盘），你想想这在军事上的用途，不就是让打仗变成一种（开上帝视角外挂的）游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