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Y 何止以后没锅,事实上现在就没锅。严格来说,政府本身是没办法创收的,所以它遇到经济危机只能甩锅,不能卖锅;即使把国有资产算成政府的锅,这部分资产的价值也不在它本身,而在于权力垄断,所以它就算要卖,卖的也不是锅,而是下放权力
@wotan @normanzxy
我也想到这一点。只要公文里出现了那种特别粗鄙、口语化,绝不该出现在公文里的词汇,那么,大概率是圣上本人的金口玉言。
@RXY
刘慈欣自己是红旗下的蛋,没读过多少书,而他的粉丝,也不怎么读古书。实际上,他这个“要不要为文明吃人”的命题,早在清初,王夫之《读通鉴论》就掰扯明白了:
“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不管是为了保卫“国家”还是为了保卫“地球”还是为了保卫“文明”,总有一些事,是不能做的,哪怕“国家”、“地球”、“文明”亡了,也不能做!
厚脸皮地抄一点我过去说过的话给大家做个参考,说的是我对刘慈欣的看法。
我对大刘最不满的一点在于:大刘明明白白地奉行一种以阴狠和高效为美的旧日本陆军哲学,但在说话的时候又非要用高大上的“文明”将其包装一遍。
老中偏偏逻辑学普及得不够好,很多时候就被“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之类的昏话给糊弄得热血上头。
最典型的就是他和江晓原的讨论:大刘,江晓原和女主持人就是仅存的三个地球人了,弹尽粮绝,为了“传承地球的文明”,要选一个人吃掉。大刘指着女主持人说:如果我们都死了,莎士比亚和歌德这些人的作品就都不存在了。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在当时,我认为这种“不对劲”只是因为我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吃人的结果。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大刘的问题在于:他要么不诚实,要么很蒙昧。
确实,在大刘所说那种危急关头,谁都没办法保证自己不会去吃人。
但这种情况跟大刘的说法存在一个最大的区别:就算真的忍不住饥饿去吃了人,那也只是因为那个人受不了饥饿,是个人在生存压力下无法坚持自己的道德要求,跟“文明”一点关系都没有。
更深入地说:就算大刘真诚地认为有必要为了文明而去吃人,那也只能说明大刘对“文明”这个概念的理解很有问题。
在大刘看来,文明就只是一批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只是歌德和莎士比亚。然而就像参天大树必须要有土壤一样,文明的产物也必须要有可以培育它的土壤。每一个愿意花钱买莎士比亚戏票的观众,每一个歌德的读者,这些看上去庸庸碌碌毫无作为的人组合起来的这个实体,才能算是一个“文明”。
而当文明的实体已经被消灭,甚至将个人凝聚成文明的制度、理念和思想(“不可互相残害”就是文明最重要的底层代码)都已经被突破的情况下,“文明”到底在哪里?
打着保卫文明(所谓的文明还仅仅是文明的残余)的旗号,去做突破文明理念的事情,这其中的颠倒可能是理解中国社会目前舆论环境的最重要的暗线。
@sabishizhiren 其实所谓“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句话也是完全没有理解什么是兽性,中国古话说“虎毒不食子”,又有“舐犊情深”,“乌鸦反哺”……说白了“兽”其实很讲情谊,人自己不讲情谊还非要怪自己有“兽性”,当真是虚伪又残忍。
而且一尊现在麻烦的地方在于:既然尼泊尔敢直接这么说,那他们就是铁了心要把这笔钱吞了。这一笔钱倒不是心腹大患,然而一带一路的其他国家看到尼泊尔能用这一招赖账成功,他们会不会接着赖?
我倒想看看一尊怎么处理这个烫手山芋。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这样的学校了
从杨永信到豫章书院再到今天的圣博学校,这种类似于集中营的东西还一直存在
感觉张爱玲润去美国,于文学创作生命而言,的确不算是一个好选择。虽然逃离洼地避免了牛棚或湖人结局,保障了生命安全。香港台湾是她创作的安全区,有读者受众基础,有她熟悉亲切的交际圈。
在美国,她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认同的外来者。她写的两部英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都算是应美国人嗜好甚至命题之作,红朝残酷猎奇嘛,美国人爱看,所以出版顺利,但她写到后面明显自己都觉得痛苦。后来写《北地胭脂》是她更擅长的范围,文学水平无疑是更好,但美国人who cares这种老中旧社会悲剧,所以也就无从出版,受到打击。
倒是很有趣的是她托朋友帮忙查南朝金粉北国胭脂的出典,最终还是没能查到。实际就是《玉台新咏》的序,“「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她家学渊源大概是读过,所以一下笔就有,但忘了来自哪里。
再后面她的小说越写越少了,仅有那几部更像是自传回忆录。更多精力去解读红楼和海上花去了。
或者该反过来是这样讲,她肉身润去了美国,但创作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赤化之前的上海。她没有去写新的移民文学。大概始终还是觉得自己是外人。
@sabishizhiren 而且这种说法其实还藏着爹的另一种算计:不光是生存艰难是民众自己的错,就连系统性问题造成的恶性事件也要民众自己负完全责任,这完全就是撺掇底层互害的起手式。
一旦底层陷入互相对骂甚至互相对打的困局,爹就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拉一派打一派,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每日空谈误国】
今天稍微聊一下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怎样尽量保持心理健康。
其实很简单,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命苦就要怨政府,点背就要怪社会。”
像老中、苏联和纳粹这种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一般都会有个特征:一方面用集权手段使得公民的行动自由降到最低,有些时候甚至完全身不由己;但另一方面又要假装公民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就好比油罐车的事件,这回的处理简直就是幽默:合着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多人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居然都没有办法阻止一个司机的“不法行为”?
司机有没有责任?我的看法是司机就算有责任,也是最轻微的责任。
要让司机为油罐车的事负责,他至少得有一些权利吧?
首先他要有议价权,能决定自己跑一趟车要收多少钱,这样他才不至于什么活都得干;
他也要有罢工权,可以因为收入太低而发动罢工让公司让步;
他还得有基本的监督和举报权,如果老板让他直接拿装化工原料的罐车输送食用油,他可以报告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会受理……
如果司机拥有以上的所有权利,他还是决定搞这种事,那他确实需要负主要责任。
但老中的司机有这样的权利吗?他没有任何权利,却要负所有的责任,这不是赤裸裸地压榨和欺负是什么?
当极权社会压榨和欺负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摆出“老子就是在欺负你”的胖虎嘴脸,他会扮成一副法不容情的模样,直言“你如果做坏事那就是你的良心坏了。不要跟我提你有什么苦衷,你有任何苦衷都不是做坏事的理由。“
看上去真是好棒,好正确,好伟大。
当一个极权体制要为自己文过饰非的时候,他就会在民间树立起一种常人根本达不到的道德标准,那其实就是用来打人的棍子。
如果这回司机不服,说”凭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我收入才多少?我要养家糊口,我能拒绝这个工作吗“?极权体制就会一脸正气地说:“你看邱少云!你看黄继光!你看董存瑞!你看朱自清!你看看感动中国的那些人!这些人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也要维护正义!你就为了那几两散碎银子就昧着良心做这些事?你还好意思上诉!”
据我不算严谨地观察,其实老中人的绝大多数心理问题(或曰”内耗“、”自我攻击“、”不配得感“)都是从这种严苛到极致的道德标准和扭曲的社会环境中制造出来的。
换言之,个人的心理问题可能是心理问题,但群体的心理问题一定是社会问题。
当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也很喜欢玩这一套。从所谓”内圣之学“延伸出的把戏就是:先让党员们无休无止地内省:你对党老实了没有?有没有犯过错误?然而世界上哪里有没犯过错误的人呢?一旦用这种把戏把人套住之后,毛泽东就可以随便攻击任何一个党员。而且看上去真是正气凛然。
对于这样的做法,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第一,停止无用的自省;第二,问回去。
政府自己又做了什么?从至少2005年起,这一类事件就已经见诸媒体,他们查了没有?管了没有?
他们掌握这么大权力尚且做不好自己的本职,一直渎职到今天,反而有脸怪司机没良心?
这样一想,你不就轻松一些了吗?
对于其他问题,如法炮制一番,也能收获许多宁静。
一点人生的经验。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