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回我姥姥家,翻到了我弟小学时候的作文本,看到了他小学一二年级时候写的作文。文章写的是秋天的景色,具体内容忘记了,只记得他用了“层林尽染“这个词,整篇写得非常好,是我完全没想到的水平。
为什么会没想到我弟可以写这么好的作文呢?因为在我在所谓全省第一的高中读书的时候,我弟早就已经辍学混社会打群架变成一个抽烟说脏话的小混混了。时间再往后拉,我弟成年之后虽然家里花大价钱买了工作,但仍旧因为赌博欠了巨额的债,前几年一直开滴滴卖房子才把这个窟窿堵上。而等到他是一个欠债的成年人的时候,我已经生活在国外很久没有回去了。
我弟的父母都是无业赌徒,从小没有管过他。我小时候放寒假去他家里玩,我舅舅舅妈不知道死哪里去打麻将,我饿的没饭吃我弟还要给我煮泡面。夜里两三点他俩也不回来,我弟不敢睡觉只好抱着我哭。
现在再回头看,我弟这样的家庭,如今有这个结果也丝毫不奇怪。感觉是孙悟空没办法跳出的如来的手,哪怕是个小镇男宝最后也还是慢慢地被漆黑粘稠的小镇如沼泽一样吞噬。我只是最近看着西海岸漫长的秋天色彩缤纷,真的层林尽染,又想起他这篇作文来,感觉到人在命运的血盆大口前的无力。又感觉到,也许每个必定会被命运摧毁的孩子,在被命运摧毁之前,也真实地闪烁过希望的光。
刷豆瓣,看到一个残疾女孩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说她的父母十分不愿带她出门,因为她行动不便,出门总会遇到各种困难。而一到这时父母就会情绪崩溃,开始谩骂甚至殴打她。所以她自己也变得不再想出去。
她说其实她理解父母。她知道父母觉得自己生了一个怪物,心中充满自卑和愧恨。她说希望自己能够在亲友面前和社会上消失。
她说她觉得,在中国看不到残疾人,可能一半是社会的原因,一半是家人的原因。
可是我想,如果这个社会真的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把照护从私人困境,变成有公共支撑的社会功能——
那么人们是否就不会再本能地排斥那些“不同”的人?
家人是否就不必再因照护而感到羞耻与心力交瘁?
如果他们不再被疲惫、焦虑和恐惧压得透不过气,是否也就不会把情绪以暴力的形式倾泻到孩子身上?
暴力就是暴力。但有的暴力,源自被社会剥夺了尊严后的绝望。
没有人能永远站在强者的位置。在一个拒绝接纳脆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有被剥夺尊严的那一天。
男人,如果学不会尊重异性(也就是成为在简中两头挨喷的“女权男”),就不可能幸福。因为男权叙事打根儿上就是拧巴的。你看李新野这段描述多搞笑——女人看到我的账户没反应,她们只喜欢美好的约会。不然嘞?你又不是转了一百个比特币给她,你的钱袋子晃得再响关别人屁事啊!而且就算你转了钱给她,美好的体验也是来自约会本身而不是钱啊。李新野清华姚班出身,而且完全知道亲爹是个傻逼,所以他不是智商不够,也不是不反爹。他只是从没反思,过作为文化传统的“爹”,本质甚至都不是男权,而是不把人当人。而为什么这个绝顶聪明的男人会如此愚蠢,以至于以为女人应该因为他的富有和聪明而爱他,而不是因为相处的愉快而爱他?因为“不把人当人”,进而是不把自己当人,是老中人的出厂设置。甚至在浪漫的约会中,明明感觉幸福,却不觉得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愉快的相处,而是满脑子想着“这个女人真肤浅,不知道欣赏我的财富”,or“这个女人真肤浅,这么点小钱就能睡到”。这么拧巴的人,除了女骗子,谁能伺候得好?
小时候听说欧美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独立,满十八岁成年就踢出家门,让孩子自生自灭、自负盈亏。结果意大利根本没这回事,我遇到的每一个意大利室友来租房,不仅父母付房租,而且都是爸妈一起到处看房子,一起来帮忙搬家,陪着签合同。有一个洁癖妈妈还自己带了一大箱清洁产品来大扫除,还有一对父母都离异多年了,也一起陪着孩子来租房子的。
我在上海租房好几年,从没见过同龄人父母陪着租房子;室友的妈妈还见过几位,爸爸几乎没怎么见过。我自己被房东微信性骚扰都没考虑过跟父母说。
早上看到简单心理的创始人简里里,说自己的爸爸在饭桌上算帐算养孩子花了多少钱,孩子累计欠他多少钱,还把五万算八万。从出生就开始欠债卖笑讨生活,搁谁心理能健康。
「亲眼见过的有两次印象比较深的场景:一是8年前在南京朝天宫门口,一个坐轮椅的人被石墩挡住,无法通过,最后是四个男人一起发力抬过去;还有一次是杭州东站附近,也是一个坐着轮椅的人被石墩挡住,他的家属无可奈何,我们四五个路人一起帮着抬过去。看着他们过去的背影,很心酸。
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比很多国家全国的人口还多,占14亿人的6%,日常所见却极少极少。杭州、上海街头偶尔能看到一些身障、听障、视障者,看到他们在坐轮椅、打手语,在杭州城市阳台和上海的大剧院也见过电动轮椅行动快捷、一个人就能驾驶通行,看得很新奇,但屈指可数,太少太少了。台湾才多少人,残障人士占多少,香港才多少人,残障人士占多少比例?可他们街上、大学课堂、商场、景区随处可见残障人士,真的很震撼。那种震撼是浸润无声的,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成平常了。无障碍厕所、盲道、电梯、踏板都是可以用的,平滑的,那样全社会从上到下的温柔与关怀,像童话一样可望而不可即。残障人士不会被当成动物一样的奇观,不会被大费周章、兴师动众、受宠若惊地搬和抬,不会被拿来作秀,不会被指责“不知足”“给你的(施舍)已经够多了,还不感恩戴德”“你要出门干什么”。他们靠自己就可以平滑顺遂地到达一切他们想去的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在这边普通残障人士唯一能突破绝望、突破几平米禁忌、打破圈层引起关注的就是死亡。前两年那个全身麻痹的翻译者金晓宇出圈,是因为他父亲年迈,自觉承担不了终身照护的责任,把遗书发到网上。6年前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文军,在大理考察无障碍路线时不幸殒命,是因为无障碍路口被私家车占用,他不得不另寻他路,但不幸开着轮椅车头掉进了停车场的坑里,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还有一位也是多年为残障人士奔走的,最终死在了不合理、形同虚设的无障碍坡道上,因为那个坡道距离地面最终还有个几厘米的坎过不去,那个人就那样从轮椅上摔下来摔死了,健全人看不到的几厘米,对他们来说就是夺命的沟坎。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多了。 」(連結在中國訪問需要非常規手段):<https://t.me/justapeek/14486>
看了下郑智化深圳机场遭遇的视频,我的感觉是:这个机场就是老钟人的绝大多数公共服务机构的缩影:表面光鲜+不专业+不负责任+决不接受任何批评+下作恶毒。
一眼可见,那几台花费不赀的“无障碍升降车”,只是花公款给上级看的:“我们有这种现代化的先进玩意我们好棒棒”,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与之配套的登机设备。
我很怀疑,机场方面原本的打算就是:首先保证升降车不会碰坏飞机(而不是如何真正为残疾人提供便利),这才是郑先生目睹升降车和飞机之间好大一块距离,而司机居然无动于衷的原因。
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去想,或者很可能根本没经历过,怎样为残疾人提供正常的登机服务。否则不至于一块连接板都拿不出来。
而他们用来“保底”的预案,就是郑先生所经历过的:
——实在不行,就直接由人动手,七手八脚,把残疾人像提行李一样提进去,“反正都把你弄进飞机了你还想怎样!”
这也就好解释,他们即使是由人上手搬,都各种乱七八糟,明显看得出,根本没干过这种事。
这种真·草台班子服务,直到真有残疾人需要坐飞机,才现了原形。
1,这个残疾人比较有名,没法像打发墙内草民一样直接怼一句“他这种情况上不了飞机,需要有家属配合搬动”。
2,这个残疾人见多识广,去过的地方多,人家知道真正的无障碍设施该怎么运行,机场方面那种搬东西一样的“人力协助”糊弄不了他。
3,这个残疾人比较头铁,受了委屈就要骂,而你国还没法动用维稳措施,让他删帖闭嘴。
别看它们在正经提供服务的时候,各种糟糕混乱不专业;当事情成了“舆情”,它们不得不道歉,在误导舆论、反咬维权者的时候,它们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精明、下作、恶毒:
1,拿“现场干活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被处分”说事,把话题暗搓搓引到“有钱人造谣欺负打工牛马”。
2,拿维权者的“台湾人”身份说事,让一群臭蛆围攻维权者。
「我自己就是做 数据合规 法律业务的,看到讨论到深圳机场监控视频,还是忍不住说两句。
先说清楚,机场监控视频是什么性质,属于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
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这类视频的调取和公开传播有严格限制:履行法定职责,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才可以调取使用。
绝不是谁想拿就能拿,想公开就能公开的。
重点来了,最早的视频是怎么流出来的?
最早不是机场公开的,经核查,全网最早发布视频的疑似是深圳本地王牌媒体@第一现场 ,不过原视频已经删除了。一直在努力传播的博主也因为“抄袭他人”被限制了广告收益。
问题不就来了。
第一,媒体是怎么拿到的?
公共安全视频怎么会在媒体手里?是谁提供的?通过什么渠道流出的?
第二,他有什么权限公开?
即使是新闻媒体,也不能随意公开包含他人个人信息的监控视频。
这到底是新闻报道还是公关行为?
新闻报道基于公共利益,这个法律上认可。机场为了自己的舆情公关去公开视频,这个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机场如果要公开,应该怎么做?
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和第26条:
征得视频中当事人的单独同意。
对视频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进行面部模糊或打码。
“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
有人说当事人不同意还怎么澄清?
这就对了。
如果深圳机场要澄清,可以去申请当事人同意公开。如果当事人同意,那可以公开完整视频。如果当事人不同意,那你就不能为了自己的公关需要去侵犯别人的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新闻报道,很多时候也要打码的原因。不是为了澄清效果,就可以随意侵犯别人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
更恐怖的来了。
看到有人说:“谁要是质疑机场公开视频,以后就得提防这种人。"
我必须说,你搞反了。
不是质疑的人需要提防,是监控视频可以被随意拿走才需要提防。
如果公共场所的监控视频可以被随意获取、随意公开:
你去医院看病,监控被人拿走公开
你去餐厅吃饭,监控被人拿走公开
你在街上走路,监控被人拿走公开
你在小区进出,监控被人拿走公开
这意味着你在公共场所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别人手里的素材、流量密码、公关工具。
我的观点就是这个视频公开得不清不楚,可能存在严重的合规瑕疵:
媒体是怎么拿到的视频?
视频的公开是否履行了告知同意义务?
是否能算得上为了公共利益进行新闻报道?还是支持机场的公关行为?
也许能解决舆情问题,但法律上的问题解释不清,这才是最大的隐患。
当然,也可能存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当事人可能已经明确同意了
可能是有关部门为了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调取并公开的
可能确实符合新闻报道的公共利益例外
但即使是这样,依法的标准也需要严格审查,程序正义需要看得见。
为什么这个问题很严重?
因为这关系到所有人的个人信息安全。
如果公共安全监控视频可以被这样公开,今天是机场,明天是医院,后天是你家小区。
如果监控数据可以被随意获取、随意传播,那我们每个人的隐私和安全都无法保障。
最后说一句
质疑不合规的行为,不是找麻烦,是在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法律的底线不能因为舆情需要就被突破。
今天你觉得"反正不是我",明天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被公开监控视频的人。
作为做数据合规业务的律师,我认为这个事情需要:
明确机场公开视频的法律依据,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
这不仅是为了这一个案子,更是为了所有人的信息安全。 」(連結在中國訪問需要非常規手段):<https://t.me/justapeek/14491>
被懂法律的明白人提醒,那个被放出的深圳机场监控视频,属于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这类特殊视频图像的调取和公开,是有严格限制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这类设备所收集的信息,必须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目的,除非获得当事人同意。
(我自己曾经在车站丢过东西,要求看监控视频,车站方面硬是等警察到场之后,才把视频放出来。)
由此看来,这段视频是怎么通过媒体流出,在并未取得当事人同意、而且那段视频还明显侵犯当事人隐私的情况下,传遍你国局域网。这恐怕已经涉及到法律问题。如果郑先生因此发起法律诉讼,某些“有关部门”怕是要肝颤的。
PS:目测深圳机场方面是知道这行径严重性的,毕竟它只是坏,而不是真蠢。所以它至今不敢承认,自己跟视频流出,有什么关联。
再PS:搞笑的是,局域网里成群的想赢想红了眼的蠢驴疯狗,还在对这视频嗷嗷傻乐拍巴掌:就应该公开!让碰瓷造谣写小作文的坏人吃瘪丢脸!哦耶!
https://m.cmx.im/@zaijianghueryuanjian[email protected]/115467601997014488
研究关于失败的事情
面对失败的最好方法是长期主义和协作主义。
年少时期总是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的人,习惯于将事物的发展控制在自己预见的范围内,于是在成年后依然沿用过去的思维,但是此时事物的复杂度已经陡然上升,人没办法凭借意志力跳十几米高,却觉得自己能够凭借吃苦的毅力解决一切问题,即使精神不堪重负也在所不惜。
但是成年后复杂目标的组合与实现必须依托长期主义,今天驾考没过,没关系,一时的不通过并非指向人自身的失败,在更远一点的时间,总会有通过的时刻,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快更好解决问题,也是在成长的河流里刻舟求剑。总是希望用精神凌驾肉体,这样迟早有一天会崩溃,肉体和精神都是有局限的,意识到局限并且对自己宽容一些,承认自己没办法尽善尽美,力挽狂澜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情况变好的事情。
怎么都不能输的战役也会有输的时候,事情的失败并不是你自身的失败,你只是输了这一场,往后还有许多并非比赛的故事。
其次是协作主义,没有人会期望一个小孩子搞装修开饭店,但是却又期望年龄一到自动肩负责任,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过去能够一个人解决很多问题,是因为问题的复杂度,范围还是在可预见的情况内,逼迫自己是可以达成目的的,但是进入更现实的世界之后,问题的复杂度会上升很多很多,即使想要一个人解决也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它要求的是互相协作,放弃自己解决一切的控制感,让渡一部分责任,能够更好的解决复杂系统的问题。做不好也并不是能力不够,或者不够努力,而是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为多人协作而设计。
在能够请求的范围内去请求他人的帮助,这不是无能,而是成长。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