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真有《北京之春》的纪录片,Youtube 上就能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fo7n3tjS2k
「在中国警方强行关闭星星美展,并且逮捕在民主墙上发表文章的活动人士魏京生后,上千名中国公民走上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头游行抗议并要求言论自由。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得到政权之后首次类似的示威活动。中国当局在外国媒体的关注压力下关闭了民主墙,关押另一名编辑徐文立超过15年,并迫使大部分星星艺术家流亡。一位名为池小宁的年轻大胆的电影制片人记录了这一切。这些画面尘封数十年,现在首次出现在影片《北京之春》中。」
《北京之春》《天安门》和《乌鲁木齐中路》正好成了中国抗议运动纪录片三部曲。
https://file770.com/the-2023-hugo-awards-a-report-on-censorship-and-exclusion/
与2023年#雨果奖 政治审查相关的报告。很长但是值得阅读。
委员会成员Diane Lacey公开了委员会西方成员之间的群发邮件,其中委员会主席Dave McCarty要求成员标记出“与台湾、西藏或者任何可能在中国引发问题的“候选作品,被成员问及什么可能在中国引发政治问题时,Dave回答:“我会与委员会中的中国成员沟通来获得更深入的指导。”
从后续的邮件看,整个标记过程充满了“对人不对作品”的政审。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列出的“四川扫黄打非”(中共四川省委员会宣传部下属微信公众号)的公众号文章《成都:“三精”举措为世界科幻大会保驾护航》,明确提出会对所有候选作品、出版物、沙龙进行严格审查。
目前很难说到底是自我审查还是政府参与,估计是两者皆有,最后结果就是雨果奖名誉扫地,成都科幻大会刻上耻辱柱。
关于公权力能有多无耻,之前用殷剑峰《财政的“钱”去哪了》(2023.1)里的数据推算了一下。结论是,政府收上来的钱(国民总收入的1/4)全都是用来养自己的,干正事的钱(投资+社会福利)全是借的而且根本没打算还。也就是说,政府先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找人民收了一道钱用在自己身上,再找人民借一道钱用来干它应该干的事,最后用印钞的方式把借来的钱赖掉(还是人民在还)。现在从吕德文的文章里又发现一个重要信息:“政府公共服务……基本上都大量靠政府购买服务解决……正式工作人员不搞业务,只服务领导和监督临聘人员搞业务”。这就完美印证了之前殷剑峰的数据——政府(有正式编制的那些人)确实 是啥事也不干只服务自己的。至于对不上的部分,也就是像乡镇这样的基层部门没钱找第三方购买服务,只能把村干部当成临聘人员来压榨,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释——如果政府这台机器没有耗损的话,是能够非常完美地实现“收来的钱自己用+借来的钱找第三方外包办正事+利用经济发展(通胀)事实上不还钱”这样一个布局的。但是算上耗损的话(中间环节的贪污浪费跑冒滴漏),就不可能维持这个系统里的每个部门都只拿钱不干(实)事,也就只好苦一苦基层乡镇了。
今天看到一个说法很辛酸很真实,就是那些父母全心全意对孩子好的父母,也拿不出自己没有的东西。
其实很多父母也没有被好好爱过和尊重过,所以他们给孩子拿出的已经是最好的了,但是他们可能再努力也给不出自己没体验过的爱。
作为合格“最后一代”,不仅是肉体要终结这个可怕的循环,更要宏观上反对剥削人的大环境,微观上自己教自己怎么爱自己,如果能教会父母更好,不行就算了,但是还是要自学什么是真正的爱和尊重(其实学会了,就会天然反对那个把人当菜当矿的大环境)。
只有这样,最后一代才能真正自洽。
甚至会慢慢具有“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的潜力。
不然就是一辈子碎碎念“我命苦,我孤独,我穷,我没人爱,所以我决定不生小孩,我这样了都没报复社会,还保护了我未出生的孩子的不被生育权,哎呀我可真高尚”的、奇怪的人。
我之所以特别关心“经费发到干活的人手里的比例”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你想要对统治机器进行整体评估的时候,输入(花了多少钱/能汲取多少资源)大致是明面上的,输出(做了多少事)则不那么明确,而冗余(在受到冲击时可以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削减多少开支&在诸如打仗这样最大强度的社会动员情况下能力上限是多少)就更难说了。这里缺少一个关键的量化指标就是“损耗”。要怎样大致测算这个损耗的数值呢?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负面新闻里不经意带出来的潜规则。比如郸城公交因为发不出工资停运,人力成本一年1795万,而实际上公交司机也就五十多人,以月薪三千多计算,也就是发给一线职工的钱(算上养护调度再翻一倍)只占人力成本的不到20%——这还只是人力部分,如果算上更容易通过潜规则谋利(也就是耗损更大)的设备采购维护之类的项目,一线干活的人拿到的钱/整个公共系统的支出(6189万)则更是少到不足5%。我之前看社会新闻的时候偶尔会算,发现5%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比如在公安部2020年度支出决算里,“执法办案”(11.76亿)占“公共安全”这一项总支出(220.6亿)的比例就是5.33%,啥意思呢?就是我以“公共安全”为名花出去100块,其中只有5块多是用来办案的。我不是说剩下的95%都是耗损(因为有些是这台机器本身正常的维护成本),但至少说明它输入100块的能量,只能(至少是从老百姓这个角度看)干5块钱的活儿。相比之下另一个数据就更有讽刺意义了,就是国家规定,慈善机构只能使用其所收到的不超过10%的善款用于自身的运营。也就是公权力认为,一个办事机构的输出/输入效率至少应该是90%(aka耗损10%),而它自己的办事机构却是倒过来的,花出去的钱里,有没有10%是用来干正事的都很可疑。
写一个关于个人情况的反思:
有时候决定「最近不能熬夜了一定要早睡」「一定不能再继续翘课/摸鱼了!该振作起来了」这样之后,反而会迎来一个更大的破罐子破摔。想了一下这是为什麽:
1、一般这种决心都是下在情况有点失控了之后,也就是说,我的心理状态其实潜意识就是需要「熬夜」、「摸鱼」这样的行为来维持了。
2、同时,这样的对自己的要求增加了我的压力和完美主义倾向,加重了我的情绪负担。压力之下,我的大脑前额叶更难正常工作了,换言之就是前额叶负责的計劃、执行功能反而被削弱了。
3、不仅如此,这样的「决心」也隐含了一种对自己的不满意和责备,对自己感觉糟糕就更容易损失做事的信心。
这三点就是「想变好反而会一下子变得更坏」的原因!
那如果感觉到自己最近有点状态不好想要调整该怎麽做呢?
我觉得对自己更好的态度应该是「看到,但是不判断」,也就是说,我看到自己因为一些无法满足的心理需求在熬夜,使得自己白天的状态很差。我也看到自己因为心里有阻碍无法做事。我看到这一切,但是我容许自己,并且和这样的自我坐在一起。这背后的假设是,我同情、关怀、鼓励自己,无条件地相信自己会做出最好的决定,而不是进行粗暴的要求和干涉。
以前我看相关新闻的时候也做过计算,发现5%(发给实际干活的人)几乎是个普遍的潜规则。我相信圣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如何理解这个数字就很难说了。比如一个乐观的想法是,这个体制还是有很大潜力可以挖的(或者说还有足够的安全冗余),只要稍微把给到实际办事人员比例调高一点,就完全可以在降低总成本的情况下维持原有的运作。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恰好相反,首先来说,“减员增效”往往会变成权斗工具,结果是干得最多的人(因为在权力格局里话语权最小)最容易出局,现在很多关于裁员的段子都在说这事儿;其次(在更严重的情况下),本来这5%发给实际干事情的人,也是因为事情还是得有人干,不能对上面没有个交代。如果大厦将倾的局面已经成为共识,这时候你希望下面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以维护这个系统的运行,人家凭什么听你的?肯定是趁乱给自己多捞一点,连这5%都不花在办事情上了。
看新闻说有个妈妈看听女儿随口说了一嘴自己最喜欢哪个女子冰球运动员,过生日就给她把这个运动员请家里来了,小孩看到之后就开始哭。然后我又在那里感叹,真的不理解(嫉妒)白人怎么能这样爱小孩,去真的观察ta的需求和喜好来用心让对方快乐。比如圣诞节也真的是谁想出来的,每年还要花心思给小孩准备喜欢的礼物,就光这种“被珍重被关注”的感觉就是好多老钟家庭小孩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了。你说老钟家长不爱孩子吗?他们也爱,他们命都能给你,但是所有给你的东西总带着一些不甘心的恨和破釜沉舟的苦涩,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真的看着你是更不可能了,但是却热衷于盯着你看你哪里出错。自己是这样被对待的,对自己的小孩继续,世世代代,苦大仇深。
我们倾向于在外界给我们设定的限制之内最大化使用我们的权力。
这个想法放到拖延这件事上也是说得通。
习惯拖延的人很可能是从小就缺失自主权体验,做的事情大多是被大人安排和指定的。那么,拖延就是获得自主权体验的最优解法,即便是微小的自主权。
拖到不得不做的时候再做好了,在这之前躺平或者打打人生副本不香吗?不拖延的话,提前做完后万一又被安排做别的可咋整?
就算拖延的时候是毫无产出的摆烂躺平,那也是行使了自主权的自我选择——对,做出这个看似很不理性的决策在人类几乎得不到自主权的情况下就不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人类大体上是情绪(心理需求)支配优先。
我还在和拖延纠缠的道路上,目前的猜想是,想处理这个人生课题,我需要在各方各面更主动地挖掘和行使自主权。
这真的很难,毕竟人生的前几十年就是很少深度尝试过,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要体验许多“anti好女孩”“anti好学生”时刻的漫长过程,和前半生形成的习惯、信念、自我艰难搏斗的漫长过程。
品品还挺有意思,人生不遭点这种罪可不是亏了
昨天跟象友讨论,提到老钟亲子关系之所以普遍糟糕,以及“穷逼就别生孩子了”这种社达话语之所以在你国大行其道,是因为,老钟人的大部分亲子关系,都是一种“割肉饲娃”式的养育:父母在生存资源和时间精力都比较匮乏的状态下,生下了小孩,然后不得不从自己身上一刀一刀割下血肉来,喂给饥肠饿肚嗷嗷待哺的孩子吃。而父母在割肉的过程中,当然也就难免疼得声声惨叫、面目狰狞,疼急眼了还要扇孩子几个大耳刮子。
而这也就在孩子长大以后,形成了“父母等道谢,孩子等道歉”的典型老钟家庭关系:父母指着身上遍布的伤疤,回忆着当初割肉时的疼痛和鲜血,理直气壮地要求孩子下跪叩谢这样的大恩大德;然而孩子的童年回忆却只有:强塞到嘴里的血淋淋的人肉,又腥又臊、极其难吃,父母还面目扭曲地啪啪啪狂扇自己大耳刮子。
所以,这一切烂事的终点,也许还是:“穷逼就别生孩子了”+“我们是最后一代”。
邓聿文这篇分析,有点意思。
认为你国人吃草也能活三年,这是CCP想屁吃。暴政导致政府无法控制的反抗,迫使政府让步,最重要的条件,不是老百姓饿不饿肚子,而是:暴政波及的范围是否足够大,损害的人群数量是否足够多,分布是否足够广泛。本次股民在美国大使馆微博冲塔,迫使CCP让步救市,就是最好的例子。
PS:极权政府一直在反其道而行之:把暴政带来的损害范畴尽量缩小,让一部分人作为被牺牲的弃子,“承担代价”。从毛时代的5%右派、靠城乡剪刀差剥削农民搞工业,到邓时代的大下岗抛弃国企产业工人,再到前几年放任P2P爆雷,收割中产血汗钱,都是同一套路。
这么做的实质是,通过把这一部分人碾碎,释放系统的压力,而其他人则不但感受不到系统的不对劲,甚至还有可能从这碾烂同胞的过程中,吃到几口血肉。如此,这个吃人肉的系统,就能继续运行下去。
再PS:今上的清零封锁政策,其实也是这个套路:靠着把一部分疫区封死,来控制传播。于是,一边是如武汉、丽江那样的被封锁地区成为人间地狱,另一边却是其他大部分地区歌舞升平,傻乎乎地赞美你国制度优势,嘲讽西方。
所以,当新冠发展到了高传染低致死的奥密克戎,这游戏就没法玩了——因为大部分国人都受到了清零封锁政策的影响,都被铁拳砸疼了。于是,由民愤发展到A4纸,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由此,我们多少也可以推测出,万众期盼的那个“大事件”,会怎么来——最大的可能性是,CCP出台了某项恶政,在较大范围内、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严重程度不需要到让人吃草这个地步,但必须是影响到大多数人)。以现在CCP的民怨,只要有那么一次,就足够它翻车了。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