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 @[email protected]

我一基友，人在欧洲，去教堂玩。看见门口有自助免洗洗手液，按了一下。按完感觉不对，仔细一看，那不是洗手液，是自助圣水……
真的她要是个恶魔这种行为都能进最蠢死法合集在地狱科教频道播出的！！

“纹样”

作品名：Diana
画家: Pierre Auguste Renoir
创作年份：1867
收藏于：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PierreAugusteRenoir

早安，怀特

重看《布罗茨基对话录》，布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为啥西方对俄国小说的理解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那些作家身上。布答得很妙，他说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陀在小说里谈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在十月革命之后现实中根本都不存在了。可是西方这边却没啥变化，陀作品中人在社会中的那种纠结和两难的困境，还是很容易被辨认和理解。但是，西方读者已经完全无法理解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比如无法理解一个刚枪毙了一批犯人的人，回到家还能自如地跟老婆去看电影，为穿哪件衣服跟老婆吵架。他完全不会有良心的谴责。因为不能理解这种“现实”，所以你还怎么让他去理解根据这个现实而生产的小说。布说到的这点，也自然地能让人联想起你中的情况，就是面对如今你中的“现实”，不身临其境的人，也是根本无法理解诸多不可思议的人与事的。因为这些人与事是不在一般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套路”中诞生的，它们的扭曲和变异的形态也只有那些身在其中，或多或少自己已然变异、扭曲但同时又还能保有一点反思能力的人才能真正体味。这其间的焦炙、乖谬、荒诞多么辛酸可悲。

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没有什么批准不批准。当我今天告诉年轻人，说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时根本就没有护照，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见到过护照是什么样，他们会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当时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我们今天要填近百张的表格，当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当时的国境线无非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道铁丝网。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作祟，世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变得不正常——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才开始，作为首先看得到的现象是对异族的病态恐惧：仇视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

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原先发明的专门对付罪犯的各种侮辱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每一个准备旅行或正在旅行的旅行者身上。出门旅行者不得不被人从右侧、左侧和从正面拍照；头发要剪短到能看见耳朵。旅行者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留下大拇指的指纹，后来需要留下所有十个手指的指纹。

此外，旅行者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开具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以及推荐信。旅行者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还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别旅行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我起初也觉得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碎小事”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无可挽回的宝贵时间。

当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填写了不知多少声明、还要填写纳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申报户口表和注销户口表，等等。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等候室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我曾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一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善、有的呆板、有的过于热情一我在边境站接受过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我这才感悟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嗬！

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将成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公民们的新纪元。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却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读文学艺术书籍。我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先要去的地方不再像往昔那样是去那个地方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为了领取“居住许可证”去领事馆和警察局。

我们这些人以前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谈论的尽是一些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或者打听应该申请长期签证呢还是申请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在上个世纪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为重要。我们凭着天生的悟性始终会感觉到，我们是被施予者而不是施予者。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我们不停地受到盘问，被登记、编号、检查、盖章。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百年前。

6月29日，一孕婦因單獨駕駛在需有兩名及以上乘客才能使用的高速路（HOV）被德州當地警察開法。該女士認爲按照當地法律（墮胎相關），肚中胎兒也是一個人，所以不應罰款。當時，警察堅持開單並“建議”她去法庭上訴。

聽證會原定于7月20日，但因爲她決定雇傭律師了，聽證會延期，具體時間未知。

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1.她預產期在8月3日
2.這單案件目前已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無數人都很興奮也非常樂觀，希望藉此對墮胎法案進行一些挑戰。
3.她本人對外聲明對墮胎議題中立，也不打算將這個單一案件政治化。她對收到的聲援表示感謝但也是很有壓力。（畢竟快生了）

更多報道，source：
https://www.dallasnews.com/news/watchdog/2022/07/19/why-is-pregnant-hov-lane-protest-moms-court-date-postponed/

奥威尔写过，一个囚徒在被拖向绞刑架的途中，轻巧地避开了地上的一个水坑。这不经意的行为似乎反映了某种“人的特质”，某种对体面的不合时宜的执着。但我们也很难说这必然是人的内在尊严的体现。也许这只是人众多习惯中的一个。面对死亡，它越是顽韧，就越显荒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