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问中国要是核污水排海国际会怎么对我们,你们想多了,我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不会排海的。我能想象是这样:
1)假设惠州大亚湾出事,污水存不下了,国家宁可让惠州人喝了也不会排海的,你爹就是这么要脸。
2)可能会弄到某个惠州水库存放。
3)惠州人民会抗议,没关系,抖音清空广场,微博封号,正能量博主围猎:告诫大家不要给境外势力当刀子。
4)境外势力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没关系,这都是境外势力的狂吠,不必理会,汪文斌会出来痛斥帝国主义。中国网民集体抵制发言国家的产品,并列出清单让大家避雷。
5)国际公益组织希望进入测辐射,被我们拒绝,新浪微博大家纷纷转发,相信蓝底白字,让子弹飞一会儿。
6)上海奉贤区派出警察,拆除辖区内惠州路路牌。
好家伙,我就随手搜了下看看究竟哪个国家往海里倒最多的塑料垃圾,结果这个“红色大国”看得我辣眼睛:
http://www.oceansplasticleanup.com/Oceans_Seas_Rivers/Hai_He_Sea_Rivers_Plastic_Waste_A_To_Z_Index_Top_Ocean_Polluters.htm
Sinéad O'Connor 是流行文化中著名的 “crazy woman”,不是因为她的光头,而是因为她在 1992 年的 SNL 表演时把 Pope John Paul II 的照片撕成两半,并把它扔在地上,然后对着镜头说了一句:Fight the real enemy。O'Connor 此举是为了让世界注意到天主教会内部存在的 child abuse。然而,Boston Globe 系统揭露天主教会娈童丑闻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在当时绝大多数观众眼里,她的行为被认定为无凭无据的挑衅,是 mind control 后失控癫狂的举动。O‘Connor 随后被 NBC 封杀,商业成绩一落千丈,在死前依然遭到天主教会和教徒的排挤。
二十年后,在满是漏洞的集体记忆里,似乎只剩下 O’Connor 的 craziness,完全过滤了她选择这么做的理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O'Connor 在明知道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做正确的事,她的行为展现了惊人的道德勇气。只可惜,她像所有的最早说真话的先知一样,先是被公众的无知惩罚,后又被漫长的时间遗忘,她所具身的 moral goodness 始终被遮蔽,她的人生遭遇成为普罗大众 “道德与幸福相匹配” 的朴素愿景的凄然的反例。随着 O‘Connor 的愕然离世,失衡的天平被永远定格,迟到的承认也骤然失去了意义。
@maojun 我对这件事如此耿耿于怀,但我无地可说,我和朋友说,朋友也许会说我过分敏感,也许会和我一起谈起。若我在婶婶家中指出来,那是指责他人家事,是无理取闹。
我只能认真地和我妈说,妈,我不是这样算的,爷爷和外公,姑妈和姨妈,舅舅和叔叔,对我来说都是一样重要的,我跟爸姓还是跟妈姓,都不影响你们对我的重要性。以后外公过身,我也可以跪三天。
我妈有些动容,但很快就嗤笑了一声,“你想跪还没地方跪,你外公眼里,女儿算什么东西,外孙也(配)和亲孙比?”
她是一个很马大哈的人,一直表现得对外公的重男轻女很无所谓,现在反应这么大,如无意外,我那个看似和蔼实则刻薄的外公又做了什么伤人心的事。
具体什么事就不提了,我妈叮嘱我不要和任何人说,她还要维持着那张体面的脸皮,她说她问心无愧,从无不孝之举,不知为何落到如此下场。
我没有娘家,她说。
以后你结婚,有个房间让我过去住一住就行,我不想看见你爸,我可以给你们带孩子,她又说。
我沉默不语,不知道话题怎么转到这上面来。
我比你爸有用,我能做饭带孩子,你爸能干嘛,她有些着急。
我看着她,觉得房间里的一切都在变形,人变得特别特别小,声音却变得特别特别大,只有一个念头一直不变地在闪烁——
我的母亲,她没有家。
真的真的好可爱,新的一期视频里up主说他们那边狍子是母系领导,一般三四只左右聚在一起,以母狍子为首领,基本不会走散单独行动,出现黄女士这种每天形单影只的狍子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被排挤出去的,二是族群里只剩她,但是她走后这片领地也没其他狍子来占,很可能她是族群里最后一只了。在up主眼里,从此黄女士和她生的幼崽就是同一只狍子。
好难过 T T
小默这篇还击史航的长文中,还有一点让我非常受震撼——这还是第一次,我看到一位女性用清晰有力的文字,彻彻底底地消解了父权语境里被用来褒奖女性的那个极具迷惑性的“飒”字。
我曾经有很多年,迟疑于是否要变成一个所谓“飒”的人,然而似乎总有什么阻碍着我,让我无法表现得那么“爽快”——我迟疑太多,审视太多,注意力更多地指向内心,容易冷场。
此刻,我终于再也不对此感到抱歉了。
现在看清了,那个“飒”字所意味着的“大大咧咧”,是让父权制量产的那些男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话,不担心会“冒犯女性”;而所谓的“不拘小节”,则是让他们可以无所谓何种举止(包括动手动脚),甚至还得不在钱上让他们感到“吃亏”;至于是否还能足够懂得照顾“面子”,当然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不需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在迫使对方或其他女性“迎合”自己了。
女性就算是天性外向开朗,也不可能处处让那些男人满意的,甚至这样的女性还反而会让他们感到有攻击性、被看轻。他们欣赏的那种“飒”,并不是一个女人可能天然具备的性格,那是后天各种忍辱、自我洗脑、虚与委蛇、虚张声势,忍着他们一口一个“哥们”,陪着甚至帮着他们“泡妞”,才能赢得的可怜的“徽章”。
感谢小默让我明白了到底什么才是勇敢强大的女人。去你们爹的“飒”吧。
看了之前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的文章,她的立场先不谈,但这篇文章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台湾人日常生活都逃不开对战争的忧虑。中国于台湾,犹如一个将炸未炸的核弹。这样想来作为逃离中国的反贼,我们没有资格说“羡慕台湾”之类的话,台湾有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可这制度的建立是在亡国的阴影之下。唉。
“在台湾,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几乎出现在每一次晚餐谈话中。在最近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会轰炸世界上最大的先进计算芯片生产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以摧毁我们最大的经济资产之一。又或者,美国是否会为了防止台积电落入中国之手而投下炸弹?台湾的核电站是否会因焦土政策而被炸毁,从而令这个岛屿变成对中国毫无用处的放射性荒地?
在一次有军方和策略人士参加的午餐会上,一位退休的前国防高官说,中国可以直接封锁台湾,台湾的天然气储备只能维持八天左右;中国还可以切断海底通信电缆;或者通过切断贸易在经济上扼杀我们。(台湾约40%的出口流向中国或香港。)他说,中国可以在不诉诸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占领这个岛。
我们在中国的阴影下生活了70多年,这塑造了我们的身份。”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30419/taiwan-china-war-us/
@ElAleph 你拿Arya举例很point😂 (我的想象中的确是差不多的,Arya和Ayun连名字都是接近的),Arya这种「战斗杀人少女」形象,我们一想起来都是国外的、二次元的,我可惜的是天朝历史上明明一千年前就有真实的「杀人少女」存在,且还闹成了很大的一个案子,然而「她」在古典文学中却毫无声息,消失得非常彻底。潘金莲的形象塑造的确很经典很立得住,但也强化了「女人杀人是为了摆脱某个(同时获得另一个)男人的性缘关系」这种(男作者视角的)文学想象(即女人至少图的也是另一个条件更好、占据社会资源更佳的男人的青睐),但阿云的故事中仅仅就是摆脱婚姻摆脱丑男,没有什么美少年/富家少爷引诱她——仅这,就扼杀了所有古典文学男作者的创作灵感。
关于“一页”的事件,在豆瓣看到友邻转发这条广播:https://www.douban.com/people/vignefei/status/4207398682/ 也自爆个我的陈年旧事吧。发在豆瓣估计又被锁了,现在毛象发一下好了:
刚毕业那年作为对独立书店心怀幻想的工科生,几乎从未跟文化圈的人打过交道的我,因为好奇和天真,曾经试图去某著名独立书店当“志愿者”,并因此认识了一位工作人员兼书评人。起初他待我非常友善,对社会现实也很敢直言,于是我也把他当成很好的朋友信任。有一天他跟我说,书店老板要和出版社的人还有某作家一起聚餐,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不喜欢应酬,是真社恐,说不想去,奈何他反复说服,我那时脸皮薄,怕让“前辈”不高兴,不好意思坚持拒绝,就去了。结果一到餐厅,发现围了一桌十几个男的,每个都比我岁数大,就我一个女的,其他书店的女性工作人员一个都没去。当时就感觉不大对劲,可是也怀疑是自己想多了,毕竟就是吃个饭而已,人家不过是想帮我认识更多“文化界前辈”,而他们刚好都是男的罢了。于是就吃呗,让喝酒就喝呗,毕竟我们东北人不存在让喝酒还不喝这种事,尤其是长辈让喝时,拒绝就是人品不行了。但是我确实没喝太多,一杯就完了,也确实社恐,基本只是闷头吃饭,完全不记得他们聊了什么,只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的迷茫感,好在他们好像也发现我非常无趣,因此饭桌上啥也没发生。
吃完后这群人说,不如我们出去散散步消食吧,我也没多想,那就散步呗,反正这么多人,而且我很信任那个男生啊,他毕竟是我的“挺正直的”朋友。散步时起初也正常,忘了聊了些什么,但忽然不知怎么的,话风急转,他们谈到某条路晚上总有“小姐”上来招揽生意的事,这时我还没什么意识,但那个朋友忽然就扭过头,对我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说:“你们东北女生是挺开放的吧?” 我:“啊?” 他:“我听朋友说,去东北旅行时,路上的小姐都特直接,会拉着人说:大哥操B不?” “你们东北女生挺直接的嘛。”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什么表情了,那一刻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完全是没有声音的,但我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还有我旁边那些男人的笑,那些书店的人、出版社的人,没有声音,但是都在笑…… 而我,一个远离家乡的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在异乡跟一群陌生的中年男走在夜晚的街头,旁边再没有什么路人了,夜很深,我听不懂他们的圈内话,然后忽然间,其中那唯一一个我信任的朋友,那个似乎很尊重女性的朋友,和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终于听懂了,可是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
我不记得自己怎样接话了,或许是“我不知道,我没碰到过”。后来他们看着我笑完,确实也没再发生什么。我最后是跟他一起打车回家的,也顺利下车了。印象中他好像还和我提到了他妻子,他父母,仿佛是一种让我“放心”的意思吧?我不知道。
可是,那个词,“操B”,我永远永远也无法忘记,在二十几年的人生里,那的确是第一次有人对着我说出来这个词。后来它时不时就突然从我记忆的深处又跳出来,让我感到刺痛,更可悲的是,它是和“东北”“女生”连在一起的。我用了好多年试图忘掉这件事,毕竟后来很快我也不再和那个书店的人有什么交往了,按理说应该很容易忘记的。然而并没有。那个晚上的经历,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掉,并且在有一定阅历后,反而越来越明白了自己那一晚是以怎样的“角色”出现在那张饭桌上的……
我仿佛安然无恙,可是如果那一晚遭遇了什么更糟糕的事,是不是我也会成为“活该”的那一个?甚至是被说成“仙人跳”的那一个?毕竟我去了老男人的饭局、喝酒了、喝完还跟他们散步了,甚至最后还让其中一个送我回家——更不要说还是在他们说出那样的“玩笑”后…
一次又一次,我在一些遭受性侵甚至强奸的女性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是那个因为不懂潜规则和不敢拒绝前辈,于是去“陪酒”的女生,我是因为不知道“深意”,于是居然走进男性酒店房间的女生,甚至,我也极可能是不知道出差的风险,险些和不对劲的男性一起出差的人——这种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了,但运气好,每次好像大家都没失礼,有时甚至没发生就躲过了。然而,也的确有一些可疑的时刻,我太懵懂,只有隐约的困惑,到后来才会细思极恐,既“庆幸”被“放过”了,又为这庆幸感到可悲……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关注这类事情,为什么我不能保持沉默。我深知有太多机缘,才使得自己是“安全”的,可是这不是真的安全,因为危险的概率极大,换一个人,可能风险还会大得多。
我从大学时起,就算是对女性主义很有兴趣的人,然而这件事我也是过去了五六年,才第一次能做到向信任的朋友谈到,后来也极少讲,听过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更少提及,甚至有些仍然没和人说起过。要讲出自己的这类遭遇极困难,因为必然会被质疑,被要求提供证据,甚至还可能先被羞辱谴责一番,即使他人不讲出来,也可能在心底怀疑你是“有缝的蛋”… 即使不怀疑,被认为“不幸”本身也是一种可悲,何必自晒耻辱呢?
但是沉默不会让这种恶心感消失。我后来明白了,必须发声,只有发声才能缓解恶心。发声是反抗,也是救赎。
男孩的性教育不能是给孩子们教个男女生殖系统原理再教个遗精就完了,这种以“爸爸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啊”作为问题意识出发的纯知识性的、健康导向的性教育感觉很有中国教育特色啊,以知识点灌输为目标,重理轻文,重学术轻生活,把受教育者当孩子看而不是当需要对自己行为负起严肃责任的独立个体看;也不能只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也很重要,当然,立法和学校教育才是最重要的,但这两尊佛推不动,这里说家庭教育说的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我觉得这是父职教育很重要的部分,人们总以为孩子是一张白纸,要教他好的,教孬的他就学坏了,但在性正义上恰恰相反,男性天然就是移动的机会主义性侵机器,白纸是用兽性本能做成的,要告诉他这些是禽兽所为,他才有可能知道什么是人所为(也无法完全保证),这些是一名合格的父亲应当手把手教给儿子的。就拿情节比较“轻”的性侵,如偷窥、口头骚扰、非礼之类的来说,把这些抽离出来问大多数男性,大家都会说这些是错的,但他们真的是这么认为的么,随便追问几句,就会发现很多人在抽象概念面前具备抽象道德,在具体情节面前则是具体道德,他内心根本不认为这些事是错的/是侵犯/是违法。他说抽象的偷盗是错的,具体的小偷小摸他确实不会去做,然而,抽象的性侵他也说是错的,但具体摸一下蹭一下调戏一嘴的事他反倒觉得没什么,这就是很多男性的想法,不好好教育教育它能改变么,不可能,从小这样教育,可能也只能改变七成的人,更不要说这种教育从来没有,既然他对性骚扰能后退到“没什么”,那么对程度更高的性侵未遂,也可以后退成“回归初心”就可以解决的程度,而对程度最严重的性侵,也会很自然的后退成可以说“钱没给够”的程度。(2/2)
性侵在男性中存在普遍性,我猜测也许80%的男性一生中会至少实施过一次性侵或者未遂/中止/起意阶段的性侵,不知道这样算是冤枉的多还是漏网的多,其恶劣程度或轻或重,但至少会有一次,这里说男性不只是说年轻男性,也包括中老年和少年,不只包括公共场所的陌生男子和职场里的男性同事,也包括你的父亲、兄弟、叔舅、堂表兄弟、祖父、外祖父、曾祖父、女婿、舅姥爷啥的,也包括电视里出境的男性公众人物和历史上留名的男性历史人物。男性对暴力的容忍程度更高,而身体暴力与性暴力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很容易就跨过去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法律受到父权制的形塑,法律上的性侵定罪条件苛刻,绝大多数性侵既得不到法律支持也得不到社会支持,而法律上的苛刻反而让事实上的性侵的门槛变低了,反向激励了“低烈度性侵”,而被定罪的性侵和被公众关注的案件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这些恶简直可以说是“有幸”才存活到被曝露、被惩罚的这一天,运气稍微差一点早就被掩盖、被受害者自行承受了。父权制下本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反性侵机制,传统的反性侵机制是禁忌、公序良俗、舆论、拳脚这些东西,都是前理性化的机制,效率很低,在现代社会下效果很有限,还很容易被hack,现代社会的特点本来就是容易hack传统中各种“坚固的东西”。适合现代社会的反性侵机制除了法律就是教育。很显然女性在性正义这件事上觉醒要比男性早得多,男性普遍冷漠,连对社会正义的男性中许多也对性正义冷漠(现在连在社会层面主张性正义的男性也对他个人层面的性正义冷漠),只有系统性的性正义教育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用性正义这个词而不是用更常见的性道德这个词,是因为性正义感缺失的后果可不是道德性的,说是道德太轻描淡写了。性正义教育本应是性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些是正确的接近异性的方式,哪些是侵犯,接近异性与侵犯异性之间边界在哪儿,如何克制机会主义本能,假设把性侵按恶劣程度从1排到10,那么不同程度性侵的特点、心理动机、场景、真实案例、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刑事和民事后果、救济手段、性侵者下场等都应当对学生进行展现(结果展现出来发现后果不严重,下场都不错,回归初心就可以脱罪),校方应该请研究性犯罪的学者和涉性犯罪的服刑人员来课堂现身说法,前者好好讲讲受害者有多悲惨,后者好好讲讲自己当时有多坏有多蠢改造过程有多苦。因为这样的教育不只是知识,涉及到大脑的高级认知啊逻辑思维啥的,所以它应该是持续性的,从初中一直到硕博乃至员工入职培训,不断加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