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看废墟探险废墟照片的原因:欣赏并学习其他人类那种甩手不管扭头就走的气质。看废弃剧院、学校、医院,发现舞台布景还没拆、板书还没擦、玻璃瓶中的液体还没倒干,就好像人都是仓皇逃走的——我总是习惯性地这么假设——看开发到一半没钱就搁置了的游乐场或者运营了很久终于关张的老牌酒店,宴会厅的圆桌上还有码放整齐的餐盘。可是如果去查历史,并不是如我以为的那样仓皇,并不是某地爆发战争、灾难突然降临,并没有谁下令咱们必须得连夜撤退,都没有,一切征兆反而指向一种井井有条、按部就班地结束,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废墟了,这就是how other people end things。
我总是沉迷于反复提醒自己,不是所有事情都像我直觉的那样会有一个体面的结束,一切都仔仔细细收拾归位,一切都打包盘点,或者更简单点,一切都付之一炬。其他人不是这样做的,人类社会或许就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东西放在桌上,把锁门的钥匙挂回墙上,转身就走了,that is THE end,甚至窗户都没有关。哪怕整个屋里所有的布置都在向我散发同一个信号“人只是突然离开,ta相信自己之后还会回来”——但没有人会为了桌上的东西、墙上的钥匙回来,它们没那么重要,没有人会为了关上窗户回来。废墟的一切都处在一种落灰的栩栩如生中,像写字楼度过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周末,还在等有一天人们回来,一切都会灯火通明地继续运转。但那些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无论这是ta们计划好的还是真的临时有变。
这就是我爱看的废墟。我有一种想要好好结束一切事情的强迫症,比如毕业就应该有毕业典礼而不是拿上包静悄悄地走出校门。但是看废墟照片就是我的脱敏练习,接受ending就是某个下午两点半谁走出房间,那样一个客观得不能再客观的时间节点,ending原来不是我主观意义上认定的告别。许多废墟在我看来都始终还在等待一个告别,但我知道这物理意义上是不对的,它之所以是废墟,就是因为那场告别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发生过了。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荒废的场景里纠正自己的闪念,这对我来说无比重要。因为如果ending的概念只是一个客观时刻,那其实对我来说很多事早已经走到了ending这一步,我时常想,如果邀请那些把废墟称之为废墟并热衷于探险的人们,如果请他们来评判,他们一定认为这些事都已经结束了,有的结束了几个月,有的结束了很多年。而我,就像我在看废墟时产生的第一个直觉,总觉得这些事还没结束,还有人会回来,人应该为了体面地结束它而特意回来,起码得收拾一下吧,餐具和盘碗没人要吗,就那样摆在桌上吗,密封的玻璃器皿里装着什么液体,总得有人来处理一下吧,我总想,甩手不管的话不担心有什么后果吗。其实不会有什么后果。就像我所看到的废墟探险,这些被剩下的物件并不会突然跳起来咬人,人们绕过它的灰尘,拍几张照片,安然无恙地走掉,废墟静静地睡在森林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然后我想,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接受一些事其实已经结束了呢,它看起来虽然是一副随时能重返荣光的样子,但已经千真万确地结束了。我在废墟的世界里小心翼翼地找原因,然后我渐渐明白我的感受和谁重合——我是桌上的那个摆件、被挂回墙上的钥匙、没人想起来要关的窗。因为我总是场景里被落下的那一方,所以我的主观期待就是希望人可以回来,我会觉得先走的那一方——那个你,你应该回来,你应该好好地、站在我面前、跟我体面地告别,ending这个词应该由我们亲口说出来。
但不是那样的。但不是那样的。
people don’t end things like that.
@Riverbone 达内兄弟那部《他人之子》倒(非常)不无聊,不过这片是一个爸爸和杀害他儿子的凶手(少年犯)之间的另类亲情故事😂
网上问中国要是核污水排海国际会怎么对我们,你们想多了,我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不会排海的。我能想象是这样:
1)假设惠州大亚湾出事,污水存不下了,国家宁可让惠州人喝了也不会排海的,你爹就是这么要脸。
2)可能会弄到某个惠州水库存放。
3)惠州人民会抗议,没关系,抖音清空广场,微博封号,正能量博主围猎:告诫大家不要给境外势力当刀子。
4)境外势力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没关系,这都是境外势力的狂吠,不必理会,汪文斌会出来痛斥帝国主义。中国网民集体抵制发言国家的产品,并列出清单让大家避雷。
5)国际公益组织希望进入测辐射,被我们拒绝,新浪微博大家纷纷转发,相信蓝底白字,让子弹飞一会儿。
6)上海奉贤区派出警察,拆除辖区内惠州路路牌。
好家伙,我就随手搜了下看看究竟哪个国家往海里倒最多的塑料垃圾,结果这个“红色大国”看得我辣眼睛:
http://www.oceansplasticleanup.com/Oceans_Seas_Rivers/Hai_He_Sea_Rivers_Plastic_Waste_A_To_Z_Index_Top_Ocean_Polluters.htm
Sinéad O'Connor 是流行文化中著名的 “crazy woman”,不是因为她的光头,而是因为她在 1992 年的 SNL 表演时把 Pope John Paul II 的照片撕成两半,并把它扔在地上,然后对着镜头说了一句:Fight the real enemy。O'Connor 此举是为了让世界注意到天主教会内部存在的 child abuse。然而,Boston Globe 系统揭露天主教会娈童丑闻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在当时绝大多数观众眼里,她的行为被认定为无凭无据的挑衅,是 mind control 后失控癫狂的举动。O‘Connor 随后被 NBC 封杀,商业成绩一落千丈,在死前依然遭到天主教会和教徒的排挤。
二十年后,在满是漏洞的集体记忆里,似乎只剩下 O’Connor 的 craziness,完全过滤了她选择这么做的理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O'Connor 在明知道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做正确的事,她的行为展现了惊人的道德勇气。只可惜,她像所有的最早说真话的先知一样,先是被公众的无知惩罚,后又被漫长的时间遗忘,她所具身的 moral goodness 始终被遮蔽,她的人生遭遇成为普罗大众 “道德与幸福相匹配” 的朴素愿景的凄然的反例。随着 O‘Connor 的愕然离世,失衡的天平被永远定格,迟到的承认也骤然失去了意义。
@maojun 我对这件事如此耿耿于怀,但我无地可说,我和朋友说,朋友也许会说我过分敏感,也许会和我一起谈起。若我在婶婶家中指出来,那是指责他人家事,是无理取闹。
我只能认真地和我妈说,妈,我不是这样算的,爷爷和外公,姑妈和姨妈,舅舅和叔叔,对我来说都是一样重要的,我跟爸姓还是跟妈姓,都不影响你们对我的重要性。以后外公过身,我也可以跪三天。
我妈有些动容,但很快就嗤笑了一声,“你想跪还没地方跪,你外公眼里,女儿算什么东西,外孙也(配)和亲孙比?”
她是一个很马大哈的人,一直表现得对外公的重男轻女很无所谓,现在反应这么大,如无意外,我那个看似和蔼实则刻薄的外公又做了什么伤人心的事。
具体什么事就不提了,我妈叮嘱我不要和任何人说,她还要维持着那张体面的脸皮,她说她问心无愧,从无不孝之举,不知为何落到如此下场。
我没有娘家,她说。
以后你结婚,有个房间让我过去住一住就行,我不想看见你爸,我可以给你们带孩子,她又说。
我沉默不语,不知道话题怎么转到这上面来。
我比你爸有用,我能做饭带孩子,你爸能干嘛,她有些着急。
我看着她,觉得房间里的一切都在变形,人变得特别特别小,声音却变得特别特别大,只有一个念头一直不变地在闪烁——
我的母亲,她没有家。
真的真的好可爱,新的一期视频里up主说他们那边狍子是母系领导,一般三四只左右聚在一起,以母狍子为首领,基本不会走散单独行动,出现黄女士这种每天形单影只的狍子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被排挤出去的,二是族群里只剩她,但是她走后这片领地也没其他狍子来占,很可能她是族群里最后一只了。在up主眼里,从此黄女士和她生的幼崽就是同一只狍子。
好难过 T T
小默这篇还击史航的长文中,还有一点让我非常受震撼——这还是第一次,我看到一位女性用清晰有力的文字,彻彻底底地消解了父权语境里被用来褒奖女性的那个极具迷惑性的“飒”字。
我曾经有很多年,迟疑于是否要变成一个所谓“飒”的人,然而似乎总有什么阻碍着我,让我无法表现得那么“爽快”——我迟疑太多,审视太多,注意力更多地指向内心,容易冷场。
此刻,我终于再也不对此感到抱歉了。
现在看清了,那个“飒”字所意味着的“大大咧咧”,是让父权制量产的那些男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话,不担心会“冒犯女性”;而所谓的“不拘小节”,则是让他们可以无所谓何种举止(包括动手动脚),甚至还得不在钱上让他们感到“吃亏”;至于是否还能足够懂得照顾“面子”,当然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不需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在迫使对方或其他女性“迎合”自己了。
女性就算是天性外向开朗,也不可能处处让那些男人满意的,甚至这样的女性还反而会让他们感到有攻击性、被看轻。他们欣赏的那种“飒”,并不是一个女人可能天然具备的性格,那是后天各种忍辱、自我洗脑、虚与委蛇、虚张声势,忍着他们一口一个“哥们”,陪着甚至帮着他们“泡妞”,才能赢得的可怜的“徽章”。
感谢小默让我明白了到底什么才是勇敢强大的女人。去你们爹的“飒”吧。
看了之前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的文章,她的立场先不谈,但这篇文章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台湾人日常生活都逃不开对战争的忧虑。中国于台湾,犹如一个将炸未炸的核弹。这样想来作为逃离中国的反贼,我们没有资格说“羡慕台湾”之类的话,台湾有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可这制度的建立是在亡国的阴影之下。唉。
“在台湾,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几乎出现在每一次晚餐谈话中。在最近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会轰炸世界上最大的先进计算芯片生产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以摧毁我们最大的经济资产之一。又或者,美国是否会为了防止台积电落入中国之手而投下炸弹?台湾的核电站是否会因焦土政策而被炸毁,从而令这个岛屿变成对中国毫无用处的放射性荒地?
在一次有军方和策略人士参加的午餐会上,一位退休的前国防高官说,中国可以直接封锁台湾,台湾的天然气储备只能维持八天左右;中国还可以切断海底通信电缆;或者通过切断贸易在经济上扼杀我们。(台湾约40%的出口流向中国或香港。)他说,中国可以在不诉诸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占领这个岛。
我们在中国的阴影下生活了70多年,这塑造了我们的身份。”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30419/taiwan-china-war-us/
@ElAleph 你拿Arya举例很point😂 (我的想象中的确是差不多的,Arya和Ayun连名字都是接近的),Arya这种「战斗杀人少女」形象,我们一想起来都是国外的、二次元的,我可惜的是天朝历史上明明一千年前就有真实的「杀人少女」存在,且还闹成了很大的一个案子,然而「她」在古典文学中却毫无声息,消失得非常彻底。潘金莲的形象塑造的确很经典很立得住,但也强化了「女人杀人是为了摆脱某个(同时获得另一个)男人的性缘关系」这种(男作者视角的)文学想象(即女人至少图的也是另一个条件更好、占据社会资源更佳的男人的青睐),但阿云的故事中仅仅就是摆脱婚姻摆脱丑男,没有什么美少年/富家少爷引诱她——仅这,就扼杀了所有古典文学男作者的创作灵感。
关于“一页”的事件,在豆瓣看到友邻转发这条广播:https://www.douban.com/people/vignefei/status/4207398682/ 也自爆个我的陈年旧事吧。发在豆瓣估计又被锁了,现在毛象发一下好了:
刚毕业那年作为对独立书店心怀幻想的工科生,几乎从未跟文化圈的人打过交道的我,因为好奇和天真,曾经试图去某著名独立书店当“志愿者”,并因此认识了一位工作人员兼书评人。起初他待我非常友善,对社会现实也很敢直言,于是我也把他当成很好的朋友信任。有一天他跟我说,书店老板要和出版社的人还有某作家一起聚餐,问我要不要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不喜欢应酬,是真社恐,说不想去,奈何他反复说服,我那时脸皮薄,怕让“前辈”不高兴,不好意思坚持拒绝,就去了。结果一到餐厅,发现围了一桌十几个男的,每个都比我岁数大,就我一个女的,其他书店的女性工作人员一个都没去。当时就感觉不大对劲,可是也怀疑是自己想多了,毕竟就是吃个饭而已,人家不过是想帮我认识更多“文化界前辈”,而他们刚好都是男的罢了。于是就吃呗,让喝酒就喝呗,毕竟我们东北人不存在让喝酒还不喝这种事,尤其是长辈让喝时,拒绝就是人品不行了。但是我确实没喝太多,一杯就完了,也确实社恐,基本只是闷头吃饭,完全不记得他们聊了什么,只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的迷茫感,好在他们好像也发现我非常无趣,因此饭桌上啥也没发生。
吃完后这群人说,不如我们出去散散步消食吧,我也没多想,那就散步呗,反正这么多人,而且我很信任那个男生啊,他毕竟是我的“挺正直的”朋友。散步时起初也正常,忘了聊了些什么,但忽然不知怎么的,话风急转,他们谈到某条路晚上总有“小姐”上来招揽生意的事,这时我还没什么意识,但那个朋友忽然就扭过头,对我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说:“你们东北女生是挺开放的吧?” 我:“啊?” 他:“我听朋友说,去东北旅行时,路上的小姐都特直接,会拉着人说:大哥操B不?” “你们东北女生挺直接的嘛。”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什么表情了,那一刻在我的记忆里后来完全是没有声音的,但我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还有我旁边那些男人的笑,那些书店的人、出版社的人,没有声音,但是都在笑…… 而我,一个远离家乡的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在异乡跟一群陌生的中年男走在夜晚的街头,旁边再没有什么路人了,夜很深,我听不懂他们的圈内话,然后忽然间,其中那唯一一个我信任的朋友,那个似乎很尊重女性的朋友,和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终于听懂了,可是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
我不记得自己怎样接话了,或许是“我不知道,我没碰到过”。后来他们看着我笑完,确实也没再发生什么。我最后是跟他一起打车回家的,也顺利下车了。印象中他好像还和我提到了他妻子,他父母,仿佛是一种让我“放心”的意思吧?我不知道。
可是,那个词,“操B”,我永远永远也无法忘记,在二十几年的人生里,那的确是第一次有人对着我说出来这个词。后来它时不时就突然从我记忆的深处又跳出来,让我感到刺痛,更可悲的是,它是和“东北”“女生”连在一起的。我用了好多年试图忘掉这件事,毕竟后来很快我也不再和那个书店的人有什么交往了,按理说应该很容易忘记的。然而并没有。那个晚上的经历,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掉,并且在有一定阅历后,反而越来越明白了自己那一晚是以怎样的“角色”出现在那张饭桌上的……
我仿佛安然无恙,可是如果那一晚遭遇了什么更糟糕的事,是不是我也会成为“活该”的那一个?甚至是被说成“仙人跳”的那一个?毕竟我去了老男人的饭局、喝酒了、喝完还跟他们散步了,甚至最后还让其中一个送我回家——更不要说还是在他们说出那样的“玩笑”后…
一次又一次,我在一些遭受性侵甚至强奸的女性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是那个因为不懂潜规则和不敢拒绝前辈,于是去“陪酒”的女生,我是因为不知道“深意”,于是居然走进男性酒店房间的女生,甚至,我也极可能是不知道出差的风险,险些和不对劲的男性一起出差的人——这种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了,但运气好,每次好像大家都没失礼,有时甚至没发生就躲过了。然而,也的确有一些可疑的时刻,我太懵懂,只有隐约的困惑,到后来才会细思极恐,既“庆幸”被“放过”了,又为这庆幸感到可悲……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关注这类事情,为什么我不能保持沉默。我深知有太多机缘,才使得自己是“安全”的,可是这不是真的安全,因为危险的概率极大,换一个人,可能风险还会大得多。
我从大学时起,就算是对女性主义很有兴趣的人,然而这件事我也是过去了五六年,才第一次能做到向信任的朋友谈到,后来也极少讲,听过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更少提及,甚至有些仍然没和人说起过。要讲出自己的这类遭遇极困难,因为必然会被质疑,被要求提供证据,甚至还可能先被羞辱谴责一番,即使他人不讲出来,也可能在心底怀疑你是“有缝的蛋”… 即使不怀疑,被认为“不幸”本身也是一种可悲,何必自晒耻辱呢?
但是沉默不会让这种恶心感消失。我后来明白了,必须发声,只有发声才能缓解恶心。发声是反抗,也是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