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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时的班主任是一个性格彪悍的女人，有一次她说到新加坡，满脸鄙夷地说新加坡还没有一个区大，从国家这头走到那头只要半个小时。童年形成的印象总是难以更正。在新加坡的烈日下，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回到酒店像一条咸鱼，很想问问她，你到底去没去过新加坡。

我是个特别悲观的人，觉得文化圈的性骚扰和权力霸凌现象其实并非最严重的，在这个领域中，出现这么多指控引发这么多讨论，恰恰说明这个圈子的权力组织相对薄弱，女性从业人员的权力意识相对明确，发声渠道也比较多。
其他基本保持沉默的领域，比如政治、商业等圈层，所得利益团体的力量更强大，女性发声的成本更高，相关指控和讨论进入公共视野的可能性更小。在那些领域发生的骚扰和霸凌现象很可能更为普遍更加严重，受害人的感受也更为无望。
更糟糕的是，这些领域并非什么黑暗的角落，反倒是某种程度上的所谓社会“主流”，掌握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描龙画凤，合理化上位者不受限制的权力欲望和欺凌，同时对弱势群体进行规训，直接强迫（强制劝酒、无必要的加班、非必要的开会都是最常见的服从测试）兼以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职场上的知心大姐和各种野爹都爱为新人指路，就算不是直接为自己铺路，此举也能够帮助他们合理化自己所见证所遭受过的种种不公义，把每个人都绑定融合在这么一个既定的权利结构之中，世界就稳定了，他们就能自洽了）。

为什么文化圈的性骚扰指控那么多？一个解释

昨天第一次看見這種粉紅色的紫藤花，特別香。#植物

比較常見的紫色和白色的紫藤花

体面地告别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来这里第一年，带我们的指挥，给自己的告别音乐会选的program，是海顿的“告别”交响曲、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牧歌。很符合他为人的基调，现在想起来都会微笑的程度。
他当时只说自己带完这一学年就退休，还在四月自己过生日时给全团买了个大奶油蛋糕一起分。不过我隐隐感觉到端倪，因为他脾气越来越差，排练经常控制不好时间不能在十点准时结束。也因为猜到or知道了原因，大家对他的这些“退化”都保持了包容。
他离开在美丽的八月，最后那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家门口的灿烂晚霞和温柔暮光。

The rest is noise里写的老肖，有一段让我印象很深。老肖自己的那本口述自传固然全面，但也有一些除非经他人之口，否则他自己绝对不会讲的东西。
老肖跟Benjamin Britten互为知己，但一直难得相见，1972年，老肖才终于得以赴英拜访。此时他俩各自还剩没几年。
在Britten家里，老肖径直独自走进了书房，在那里，Britten给他放着一份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的手稿。
给人看手稿是一种接近剖心的self-exposure，特别对于Britten这样的人而言。老肖在书房里安静地看谱子，Britten就安静地等在外面，据说他神色非常紧张。
两小时后，老肖从房间里冒头钻出来，带着一个神神秘秘的笑容。作者写道，“In his mind, he had heard Britten's final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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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知道了为什么同样是“垃圾”在台湾读le se但是在大陆读la ji

tldr版本：其实是大陆原本读错了

大概就是“垃圾”的本体是“ 擸𢶍”，在各地都是“杂乱，废物，不干净”的意思，读音都是“la sa”或者“le se”之类的。“垃圾”本来是吴语区为之发明出来的简化字。台湾人把这个简化的写法和原本的读音带走了，大陆人见到这个陌生的简化字开始按本能读，就读成了la ji 后来这个就成了大陆的规范读音，不说方言的人可能都不一定能知道“乐色”是什么

简中文艺男，一种是能写点东西出点书的，被捧得跟文曲星下凡似的，但其作品不是对外国文淆（主要是博尔赫斯）的拙劣模仿，就是马原，aka《收获》会登的那种老男人文淆，宏大时代悲剧+凝视女人乳房。

一种是连出书都出不了，只能写点狗屁不通的文艺评论发发微博，但混个三五年还真能操作出一些水花，平时到各地书店扮演一些现场嘉宾做一些“我我我我我”的发炎，台下的年轻的女粉丝眼巴巴地等着活动结束后跟他聊聊。

共同特点是不论圈子大小都有人力捧，做了恶心事被曝光了也有人袒护。这就是简中男宝的快乐。

看到韩松落的访谈，标题如此。据说他很受欢迎，而且被誉为女权主义的男作家。男性对女性处境的这种理所当然的冒用，实在很令人反感，糟糕的是，他的声名也正是这样积累起来。

我自己不太能够理解近年来这些所谓的网红出版品牌，同样一本翻译成中文的外文书，我宁可选丑陋但没有删节的港台版，也绝对不愿意选大陆这些外形漂亮的东西。大陆所有的出版物，内容的完整性都是值得高度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