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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布罗茨基对话录》，布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为啥西方对俄国小说的理解主要集中在19世纪的那些作家身上。布答得很妙，他说举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陀在小说里谈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在十月革命之后现实中根本都不存在了。可是西方这边却没啥变化，陀作品中人在社会中的那种纠结和两难的困境，还是很容易被辨认和理解。但是，西方读者已经完全无法理解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比如无法理解一个刚枪毙了一批犯人的人，回到家还能自如地跟老婆去看电影，为穿哪件衣服跟老婆吵架。他完全不会有良心的谴责。因为不能理解这种“现实”，所以你还怎么让他去理解根据这个现实而生产的小说。布说到的这点，也自然地能让人联想起你中的情况，就是面对如今你中的“现实”，不身临其境的人，也是根本无法理解诸多不可思议的人与事的。因为这些人与事是不在一般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套路”中诞生的，它们的扭曲和变异的形态也只有那些身在其中，或多或少自己已然变异、扭曲但同时又还能保有一点反思能力的人才能真正体味。这其间的焦炙、乖谬、荒诞多么辛酸可悲。

最近读了一批生态文学作品，体会是，俄罗斯作家的思维很多时候都是东方的、道德的，遇到问题喜欢反求诸己，或大谈群己关系，赞美无私奉献的道德完人。欧美作家就不是这样，就不说对那种个人主义的探险精神（恰恰是被阿斯塔耶夫在《白色群山的梦》里批评过的）跟苏联作家的理解不一样，对人性的自私贪婪的处理也不一样。像罗曼·加里的《天根》里，大象屠杀者、象牙制品贩卖者一旦被男主人公发现，直接被其一枪崩了。前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死刑台》里的波士顿也杀了个贪婪自私的人，但作者显然并不赞成这么做。因为波士顿在开枪的瞬间，他“突然明白，从此他已经买过了某种界限并和他们隔绝了……从此要和他们分离，再也不会有任何联系，就象他是从死人堆里复活，让他们见了害怕……”苏联作家的那种理想主义，在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上（不限于生态问题），就是令人生厌的道德说教，腻得慌。

看到一个关于T细胞的冷知识非常有意思。简单说就是T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的职业杀手之一。它的作用是在身体内游荡，辨别是否有细胞发生感染、癌变，偷偷制造身体正常运转的假象，发现了就干掉。但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彼得·多尔蒂发现，T细胞的这种“刺杀”活动其实是非常精确的，因为T细胞携带一种受体可以让其确认受到攻击的到底是不是你的自体细胞。这种叫MCH的免疫监视机制能避免T细胞杀红眼，误杀掉那些正好在附近溜达的正常细胞。所有人的MCH基因虽然大体相同，但也有略微的差异，它相当于免疫系统的指纹。有趣的事情来了，MCH基因会让人散发独特的气味，这种气味是人类选择伴侣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个人的MCH导致的气味太相似就会引起排斥，反之就吸引。这意味着免疫系统内部居然也存在生物多样性的无意识驱动，由于MCH的控制，差异大的配偶当然能为后代提供更强大的免疫系统。换句话说，人的免疫系统做的尽管不是繁殖工作，但也为人的繁衍进化操碎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