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关淑怡、黄耀明、刘以达三人半靠着墙席地而坐,熟络而自在轻松。年轻的黄耀明和关淑怡靓得出奇。
他们聊香港的流行音乐代表人物。黄耀明提到两个人,顾嘉辉和罗大佑。一个把东方音乐元素和西方编曲作曲结合成了香港特色,一个对台湾的民歌了解很深,“他的歌有很重很重的中国人的特色”,“罗大佑的音乐记录某个时间中国人的一切,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关淑怡说许冠杰,把粤语的俚语融入广东歌,从此题材和文字气象一变。
然后他们聊专辑聊合作,从写歌编曲到理念远景。达明一派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无需赘言。关淑怡谈到自己在做的专辑,她请来了许多西洋的作曲家,希望试试看国际化的东西,能和香港本土的音乐人碰撞出什么火花。
整场对话里,他们是抱着珍而重之的态度在讨论音乐,香港音乐。作为局内人,他们聊自己的承继,聊想尝试探索更多音乐上的面相。比起那些光说不做,没事就爱扯大旗的主流歌手,他们对香港音乐的这种热爱可以被看到极其真实的肌理、骨骼。
而他们每提一次香港、中国人、广东歌,就让我唏嘘一秒。曾经那么热爱香港音乐的人,在二十多年后,被驱逐出了自己诚信耕耘奉献的地方。太讽刺太悲情。黄耀明认为“流行音乐记录那个时代的一切”,到今天几乎成了谶语。死寂的主流市场,记录着死寂的时代未来。
“正能量”的红歌霸占了舞台,台上的人唱着没人信的烂歌,下台后接力转发那些没人性的滥调,大湾区的活僵尸派对,颜色鲜艳,声势嘈杂又死寂。举头一望这时代,哦,城之将死,几乎还听得到倒计时滴答。一切在肃杀中风化,也许哪天就如海边沙堡,骤然崩散作沙土尘埃。
普通听众,只能考古些活人的对谈,聊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