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山的事我多啰嗦两点:
1.一般意义上,人们通常会将家庭重男轻女、职场性别歧视或网络荡妇羞辱等「低烈度」的表现归结为性别问题。
然而如唐山夜宵之类的事件,因性骚扰(或其他性别问题)引发的「高烈度」的表现——殴打、绑架、放火、杀人等刑事犯罪——则被许多人仅仅归结为治安案件的范畴,反而忽视了其本质成因。这无疑是偷换概念和舍本逐末。
2.某些施暴者会试图为自己辩解,将自己施暴时的神智形容为醉酒、气愤、冲昏头脑等意识模糊精神失控的状态。似乎在施暴的瞬间,自己的意识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了。然而事实上,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施暴者在施暴过程中都有清晰的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其是否清醒:施暴者是否为无差别攻击(类似绿巨人);施暴者是否会停留在案发地(无逃离行为);施暴者是否伴有自毁倾向。如果答案是「否」,那可以初步认定施暴者的精神在其施暴时是正常的。
@seafood 大概是一种伴生的菌类,常跟普洱一起卖。😅
@[email protected] 我同意先物质,再精神,但苏联的例子是物质一直在提升,而精神在僵化,甚至倒退。而对于苏联政权的危险是,一旦物质也无法提升了(经济危机),那么它就彻底无法给民众交代了。所以,在我看来,物质和精神属于社会运转的双保险系统。
而福利社会的本质我觉得不光是物质丰富,更重要的还在于精神(上层建筑),也就是分配方式。苏联的资源和生产能力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但为什么到最后香肠和肥皂都没有了?糟糕的分配方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现代性问题跟启蒙运动问题应该是两件事,启蒙运动是打破传统的单一价值(世界)观的束缚,让人获得精神自由;而现代性的问题是指当人们获得了精神自由后所陷入了的迷茫——既然「上帝死了」,那我该何去何从?
共产主义我也不认为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什么是历史的必然——除了人类终将灭亡这件事以外。
@[email protected] 我倒是觉得「追求物质极大丰富」的口号反而是如今很多政权/制度在面对现代性危机时的一个不得已的糖衣炮弹。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精神和物质平衡的,比如列宁就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上电气化」。「苏维埃」指的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而「电气化」指的是物质生活水平。但随着苏联人在6、70年代后普遍缺失信仰,陷入迷茫,对「苏维埃」的文化和宣传产生信任危机。而苏联政权也没有能力和决心优化民众的精神生活世界,于是,苏联政权迅速「庸俗化」,靠着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来「收买人心」,换取政权的稳定和民众的效忠。
这一点在70年代显然是奏效的,因为苏联那时候经济形势好,可以吹嘘「电气化」。但到了80年代后,苏联经济开始恶化,结果,因为肥皂和香肠的短缺竟直接将它葬送。这是因为,肥皂和香肠是(失去了理想主义后的)苏联人最后一丝的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说,(曾嘲笑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的)苏联就是被自己80年代的一次经济危机整垮的。或者换句话说,「追求物质极大丰富」是个必然不能长久的兑现的虚幻诺言。
@[email protected] 我说了共产主义运动最终消失了,也就是失败了。当然,社会民主主义那一套确实也不是我想聊的。
不过,我觉得苏联末期,至少是解体前十几年的苏联人是有现代性危机的。这表现在那个时代苏联平民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度不信任,多元化需求的兴起等等。这与苏联70年代后经济增长与制度僵化的「落差」是有关的。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戈氏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试图让苏联制度更「适应」苏联人民中普遍出现的种种现代性的问题(试图为其续命)。如果苏联人没有面对现代性的危机,那冒险改革的动力也不会存在了(领导层就继续搞勃列日涅夫那套僵化的体制就行)。
而勾勒历史的恢弘的手臂,总是懒得去指认那些漆黑的旷野和无人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