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猎身串
还在读序言，但是没想到！项飚竟也曾是愁苦学生！我要笑死：
我受我在牛津的导师彭轲博士的鼓励，选择到牛津大学学习，而没有到北美，我对此感到幸运。这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练，恰恰相反，幸好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牛津要像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
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的课题，无心强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我最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在背后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
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我的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而现在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的问题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小。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说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下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的，“……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他的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因此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开始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论文”，我确实可能崩溃。
太愁苦了！看来失去电脑是每个愁苦学生的必经之路。七七辣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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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一年，我想申请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结果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我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我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也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了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中的诸多细节。
在“金融化”的格局下，产业的兴衰不完全取决于其实际的经济业绩，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股票市场的起伏所决定，这使得大规模的人员雇用和解雇成为日课
这个逻辑到现在都没有变的样子，meta大裁员不也是因为股票能好看点嘛……和什么“招得人太多了”（言下之意养不起）没什么关系
（1/2) 谈劳力行（也就是中介）
“除了这些经济原因之外，猎身的兴起也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一方面，发达国家近年来大幅度改革它们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IT专业人员；（…）另一方面，为保护当地的劳动力就业，尽量减低国家福利的负担，政府仍旧对用人单位多有限制。（…）然而同时，IT行业迫切需要一个完全没有阻碍的彻底“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猎身靠逃避国家的法规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劳力行把自己假装成雇主，在没有实际工作的情况下宣称自己将雇用工人，把工人引进，将他们置于板凳，这一做法使得客户公司可以在任意时间挑选和辞退工人；在“中介链”中，劳力行的小头目负责“灰色操作”，大型的IT公司和职业中介代理因此避开了劳动法规的制约，又没有违法之虞。一个高度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必然是高度外化的市场，即用人公司不直接雇用劳动力，而依赖于数目巨大的工人个体与众多的大小中介随时撮合，满足用工需要；“中介链”的安排使得这样高度外化的市场从用人公司的角度看变得有序和容易控制（比如说，用人公司一般只跟非常少数的中介联系，出了问题知道该找谁）。
（2/2）劳力行
此外，由于移民工人自己承担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比如接受“板凳费”而非工资），猎身对劳动力接收国的国家和公众利益几乎毫无损害。”
----- 谁找过工谁懂，心有戚戚焉。
"针对此，IT业界在过去的30年中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发展，即通过增加软件开发的人力投入来不断试错，而不是通过对开发过程本身的“理性化”来克服不确定性。
总之，在IT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缺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雇主希望看到劳动力供给不断扩大，从而能支持他们业务的持续扩张。与真实的短缺不同，虚拟的劳动力短缺是永远不可能被填满的。更多的供给反倒可能产生更大的短缺。因此，技术人才的“短缺”和高失业率可以并存，并可能成为新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
草，我要是碰上这种访谈对象，我怎么忍得住不骂人
“比如我认识一个来自一个热地村的女孩，她刚出生就被许配给了一个表兄。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那位表兄的家境一直不好，但是女孩家的家业颇为兴旺，便一直承担了表兄的大部分教育费用，并将其培养成为一名IT人才。现在他们夫妇两人都在英国伦敦工作。
他在1997年在印度老家拿到了通讯技术的硕士学位，申请了二十多个工作却全无音信。无业的他在婚姻市场上也毫无价值。在他找对象无望之时，他的堂弟阿什汶（Ashwin）却在拿到H—1B签证之后迅速完婚。在乌代所属的巴特那（Patnaik）种姓中，堂弟抢在堂兄之前结婚是很严重的失礼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对兄长的羞辱。乌代因此拒绝参加堂弟的婚礼，以示抗议。
乌代一再要求我给他的堂弟回信，以炫耀他现在是一个“来自英格兰”的博士生的房东。[插图]同时他极力要我出席他的婚礼：“如果你来了，我所有的堂兄弟都会被震住的！我也有国际友人！现在我的身份地位可得让他们刮目相看了！”
冈加（Ganga）是一名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泰卢固医生，是我在互联网的聊天室里认识的。他请求我帮他在澳大利亚找个对象结婚，通过婚姻移民来这里。”
“我认识的一些年轻IT人已失业数年。拉马·钱德里亚在获得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之后，曾经在岗图尔镇经营一家小餐馆。在1999年的IT高潮中，他毅然关掉餐馆，参加了主机技术的培训；但是当他结业的时候，正赶上Y2K热潮退去。他于是转而去钦奈碰运气——试着和劳力行老板们搭话、和培训机构联系、还在美国领事馆的周围毫无目标地闲逛，期待着奇迹出现。奇迹没有等到，拉马于2001年5月来到海得拉巴学习当时的热门技术——Java程序设计，并试图通过一家劳力行前往美国。但是由Java程序的工作前景很快就灰飞烟灭，他的计划也随之自然流产（…）这几年间，拉马主要依靠父母生活，偶尔也从在美国的朋友们那里借点儿钱花。当我在2000年在海得拉巴遇见拉马的时候，他与拉文德尔以及其他四个人合租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那四个人中，一位是私立学校的讲师，正等着分享其兄弟所获得的嫁妆，以便能够出国；一位是正在学习IT技术的建筑包工头（…）尽管只有这五个工人付房租，每天晚上，公寓的地板上都要睡着十个人左右，经常的“睡客”中包括两个失业不久的IT人士（…）打牌和看电视构成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同时他们共享两辆小型摩托车，轮流用来到镇上兜风”
尽管我是基于这些很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我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着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probationer research students），一般在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方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的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作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我的“厚实论文”。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 spaces），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IT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在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