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红线问题目前看来是死局。有的地方明明是良田却由房地产公司擅自开发成别墅花园和高尔夫球场,或者开办农家乐,长期没人敢举报,就算通过卫星照片统一查出来,有本事的业主也会集体维权力求维持占用耕地的现状。反过来,有的地方明明是上百年的墓地,或者是因为缺水而根本难以耕种的土地,土壤条件极差的河滩或者山坡,当地村民却被迫承担指标去耕种这样的地方,实质上是有人迫使他们替城市化过程中出卖、掠夺了集体利益的那些人背锅。如今所谓守住耕地红线,结果只是应付官僚霸权并掩盖城市化剥削遗留问题而已;与此同时,城中村及城市边缘村民通过城市化获得了最大利益(通常还是逃税大户),又无需承担耕地的任何义务。
由于城市化既是空间和土地上的,也是教育和经济上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经不可避免,且在很多地方不再表现为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还会回来定居,而是全家彻底离开,不会再回来。外人不允许获得农村集体土地,耕地只能在越来越少的人群中流转,如果适合规模化种植就可以交给大户,否则就只能抛荒,这是符合理性的决定,不应该通过压迫暂时仍留在农村的农民来避免。不适宜耕种的土地,本来就不应该像六十年代那样强迫人去耕种。
我认真想了一下,且不论主观目的和信息污染,能说出/相信“乌克兰是为了政客的面子而战,俄罗斯是为了生死存亡而战”这种话,需要什么样的世界观?或者说,使这种观点能够自洽的逻辑基点是什么?因为一个可想而知的反驳是:乌克兰是民选政府,政客不过是民意的代表而已。不过这时候你也一定能预料到一个非常具有简中特色的回答:民主就能保证民意吗?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能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吗?那不就是民粹的天下了吗?德国为什么走向纳粹之路?拉美国家为什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都是因为没有人高瞻远瞩指路领航十里山路不换肩吗?……
以上这些熟悉的论调,从根源上说,都来自卢梭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强调“公意”(全体人民的意志)和“众意”(个别意志的总和)的区别。有一种比较善意(aka幼稚)的解读,说这里的“公意”指的是宪政法治精神,预设这样一个形而上(无法以投票公决的方式判断)的概念,是为了避免多数人的暴政。然而事实上,且不说这种“善意”已经成为现代几乎一切专制暴政的理论基础(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很聪明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它从根上讲就是不对的。有些知识分子是装糊涂,有些是真糊涂,所以必须讲明白。
事实上,所谓“多数人的暴政”,绝大多数都是以讹传讹。比如希特勒上台,在那种极端有利于民粹的环境下,加上纳粹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毫无底线的斗争思维,也就只得到了1/3的选票。而接下来集权+管制舆论的剧本,跟民主政治真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至于某些中国人怀念的“大鸣大放”,更是完完全全的政治操弄——最简单的事实是,实施这些暴政的过程中连数人头都不敢,连一点点反对的意见都不能容纳,说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呢?真要说例外也有,比如苏格拉底之死这样的极少数个案,那真是走程序“数人头”做出了不正确的判决,可是如果你以这为理由,打着“反对多数人暴政”旗号支持专制,那就总得一碗水端平吧?你总得比较一下民主的暴政害死过多少人,专制的暴政又害死过多少人吧?这时候咋又不比了呢?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才是卢梭最根本的错误),“公意”这东西真要说有,也是可以以“众意”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真要避免极端民粹,也没必要预设一个可以由掌握暴力和宣传机器的人任意解释的“公意”,只需要保证两个东西就行:1、民意表决的流程,2、言论自由的环境。只要政策能够充分反映民意,并且得到充分的讨论,它就不可能坏到哪儿去,就算错了也可以及时调整。就好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算这是“战斗民族”(假设俄国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者)充分民主讨论后的全民意志吧,现在仗打成这个鸟样,那就停战撤军呗又不是什么大事,毕竟乌克兰又不会真打莫斯科。为什么明知没好处还要继续把年轻人往绞肉机里填呢?不是俄国人全体下不来台,而是普京一个人下不来台。不是俄国人天性十里山路不换肩,而是因为他们没法通过正常渠道施压让最上面那个人换肩。这些都是简单的事实,都是“众意”的范畴。再加入一个虚无缥缈的“公意”概念(比如这关系到伟大俄罗斯民族的生死存亡),只能起到把水搅浑的效果。
上网上久了真的,很容易看出来谁是“男的”(出于礼貌将“男的”从所有生理男性里摘了出来)。哪怕是不涉及婚恋性别的话,“男的“也还是掩不住味儿。
比如刚刚有个人@ 了board说:还是用不惯长毛象。
就这么一句,不是求助长毛象该怎么使用体验感会更好,也不是希望找到可以关注的账号,就这么一句。
点进去一看,刚注册没两分钟的新用户。
我就感觉这是一个“男的”,你懂吧!就只有“男的“才会这么说话,才会在刚来两分钟就要迫不及待、毫无意义地昭告天下“我来了”,充满一股无所谓的自大,仿佛公狗走在路上随意抬腿尿了一泡(小狗的尿包含的信息量可比很多“男的”发言要高太多了!
总之能在互联网上被误认为是女性,已经是对当代男性的极高赞誉了。
如果要有一条座右铭,我会选择这句话:永远不与世界和解。整个世界是一具充满敌意的有机实体,你活着的每分每秒,它都试图用一切手段摧毁你的生命,你的存在就是被折磨的理由,没有人能被世界宽恕。学业、工作、政治、社会议题、所有身边的和远在世界另一端的灾难,即便从概率角度而言,这个世界也满是悲剧。坏事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所有不那么坏的事则是你与身边的人拼尽全力才能促成的,紧握在手中还随时会丧失;苦痛是常态,而幸福——假如幸福并非一种幻觉——是你在与世界的漫长对抗中用血与泪换取而来的小小战利品。因此和解是一个谎言,谁都不可能热爱生命中的一切,太多东西除了带来痛苦一无是处,所以你恨,怎能不恨这个未经允许就把一切苦痛抛向你的世界?要说有什么值得爱,只能是那些和你一起进行徒劳却永不停歇的抗争的同伴,或是那些残酷世界里温柔的奇迹——世界百分之一的部分构成了坚持度过余下百分之九十九的理由。
在润这件事上,其实不管是普通中国人,还是中共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在感到要沉船的时候,一旦逮着机会,都是拼了命的跑。1964年,新任的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文化处法文翻译董济平,刚刚到任第二天,就不辞而别,跑进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他从下飞机到进入美国大使馆,只相隔18小时。可以看出是早就谋划好了。他的出逃造成中共与布隆迪关系恶化,最终断交。董济平后来去了台湾。
1966年7月26日,中共驻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商务参赞苗晨白,为了“寻求身体和精神上的自由”,也跑进美国大使馆,最后顺利抵达纽约。
1966年,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副所长徐子才奉命去荷兰海牙参加国际焊接学会第19届年会。徐子才决定出逃,他当时住在中国驻荷兰的临时代办处,晚上从代办处的楼上偷偷爬下来的时候失足摔成重伤,被荷兰人送到医院抢救。结果中共驻荷兰的几个外交人员不顾荷兰法律,竟然直接冲到医院去抢人,次日徐子才就不明不白死在临时代办处。荷兰官方大怒,为此驱除了中方负责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参加这次不光彩的行动的,有一个叫廖和叔,3年后,他居然也走上一摸一样的叛逃路。他叛逃时已经是中共驻荷兰的临时代办(相当于大使)。由于国内靠山失势,担心回去经受不住文革考验,1969年1月24日夜里,廖和叔和徐子才一样,从楼上窗户溜下来,到荷兰当地的警察局要求避难。荷兰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最后把他转交给了美国。最后又在1973年的中美建交谈判中作为一个筹码,兜兜转转又落回中国。
直到2005年,中共都依然有外交人员叛逃的事情发生。中共驻悉尼领事馆的一秘陈用林,携一家老小投诚土澳。
这样的故事,很可能在随后的几年还有重复。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