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自由本身产生了束缚。规训社会的“应当”产生了种种规定和禁令,与之相比,自由的“能够”甚至带来了更多的束缚。“应当”尚且存在界限,“能够”,却没有边界,它是开放的、没有上限。因此,“能够”导致的约束是无尽无际的。我们也便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况。自由原本是约束的对立面,意指免除束缚。自由曾作为约束的反面,如今却导致了束缚。#樂記
完成某项任务的感觉并没有被有意地“屏蔽”,而是从未产生过这种大功告成的感觉。自恋的主体并非不渴望终结,而是无法抵达终点。效绩强迫症促使他不断地提升效能。因此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他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由于他同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他苦于精神瘫痪——过劳症——的折磨,功绩主体努力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在这里合而为一。#樂記
现代晚期的功绩主体不再臣服于任何义务。他的信条不再是顺从、法规和履行义务,而是自由和自愿。他工作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得乐趣。他并非遵从他人的指令行事,而是更多地听命于自己。他成了自身的雇主,从而摆脱了负面的、发号施令的他者。这种脱离他者的自由却并非一种单纯的释放和解脱。自由的辩证法不幸地将其自身转化为强制和束缚。#樂記
在这一普遍加速和过度活跃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忘却了愤怒(Wut)。愤怒拥有一种特殊的时间属性,与普遍加速和过度活跃无法相容。后者不允许存在时间距离,未来被压缩成延长的当下。此外,它还缺少否定性,只有否定性才能形成投向他者的目光。与之相反,愤怒对当下提出质疑。它以当下的间歇和中断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生气(Ärger)。普遍的涣散是当下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无法提供愤怒所需的能量和专注。愤怒是一种能力,它能够中断一种状态,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状态。如今,愤怒越来越让位于生气或不快,后两者却没有能力引发决定性的改变。……害怕往往针对一个特定的对象,与之相反,恐惧则是一种存在状态(das Sein als solche)。它包含、动摇了整个存在。与之相似,愤怒也并不针对某一单独的事件。它否定的是整体,也因此形成了它的否定性能量。愤怒展示了一种例外状态。世界的积极化发展导致例外状态日益稀少。阿甘本忽略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积极性,与他的诊断恰恰相反,例外状态同常态的界限日益模糊,如今社会的普遍积极性吸纳了所有特例。因此,正常状态变得绝对化。#樂記
人类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这种深度注意力却日益边缘化,让位于另一种注意力——超注意力(Hyperaufmerksamkeit)。这种涣散的注意力体现为不断地在多个任务、信息来源和工作程序之间转换焦点。由于这种注意力不能容忍一丝无聊,因此它也绝不接受一种深度无聊,而这种深度无聊恰恰对于创造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瓦尔特·本雅明把这种深度无聊称作“梦之飞鸟,孵化经验之蛋”[插图]。如果说,睡眠是身体放松的最高形式,那么深度无聊则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一味的忙碌不会产生新事物。它只会重复或加速业已存在的事物。#樂記
作为一种时间和注意力的管理技术——多工作业(Multitasking),并不代表文明的进步。多工作业不是人类新掌握的技能,以便适应现代晚期信息社会的需求。更确切地说,它代表了一种倒退。当动物身处野外捕猎区时,普遍存在多任务处理。这种注意力的管理技术是荒野求生的必备技能。#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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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内涵到。早几年一直自豪于自己多任务同时处理的能力,但事实证明,那些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搭一个确关紧要的事,无关紧要的东西到底进脑子了多少,不重要,也没人关心。随着年纪增长,遇到的棘手事越来越多,终于肯承认自己只能专心做一件事,还是不要在几件事里来回切换得好。不说别的,现在在iPad看视频的时候玩手机,都不得不暂停或者退回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