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fushenlang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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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rconapple 再po两张我觉得拍的还不错的照片（臭屁脸）。scenic drive上面咔嚓咔嚓了几十张都糊成🐶，有一点点难过。

今晚在超市购物，走走停停，以及回来的路上，我的耳朵听到三次不同的人们说：“要活不下去了。”

第一次是在超市肉柜边，一对夫妇想挑一条排骨，最后丈夫对妻子说：“别买了，我们不吃了。”两个人把塑料袋折好，放在一边。

說起來不禁想沒有手的人怎麼自慰呢。。。

1997年10月，董建華上任三個月，民調顯示他的民望甚高，支持度達到百分之六、七十。10月他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滿懷信心地表示要把治港工作放在房屋、教育、老人福利等方面。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他提出「我們以每年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單位，為增加整體房屋供應目標，使到十年後，全港70%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

這是會使一些人感到「振奮人心」的指標。但這個指標的制訂，有沒有經過如港英時代自下而上的專業和謹慎的評估程序呢？至少沒有人看到。

八萬五計劃在社會引起議論後，當時行政會議成員、據稱是八萬五倡議者的梁振英說，有關計劃是彭定康時代就開始研究的，把責任推給前朝。但在1997年2、3月間，曾經有一位在房屋司擔任高職的朋友給過我一份名為「長遠房屋策略評議」的文件。這文件是顧問公司的專家撰寫的報告，通過調查和專家設計的電腦程式，計算出從1995年至2006年這十一年間，香港平均每年對房屋單位的需求為八萬個。文件又指出，當時香港人有自置居所的家庭略超過50%。

八萬個單位是「需求」，而不是必須實現的「指標」。港英時代會在施政報告提出願景，但從來不會訂出指標要各級官員及社會各界去「追求」。「需求」與「指標」有啥不同呢？以房屋供應來說，了解了社會每年有八萬個單位的需求，政府就首先從私人地產發展商那裡，取得他們每一年會在市場推出多少個新單位，再計算政府仍需建多少公營房屋（一些地方稱之為「國民住宅」)去滿足社會需求。因為發展商是半數以上的房屋供應來源，也是支撐著股市和各行各業的最大企業，是經濟命脈所在。八萬五千個單位當然首先要依靠地產商去供應。

「指標」就是領導人提出一定要實現的宏圖大計，而自置居所從50%在十年內要大幅升至70%，更是大躍進式的「指標」。

提出八萬五作「指標」，私人發展商既知道這是董特首的「嬰兒」，卻不知道政府會建多少公屋，不知道會不會供過於求，影響樓價。加上在金融風暴後加息的陰影下，地產業好景不再，於是很多地產商就放緩了發展項目。為實現董建華的「指標」，政府就要增加以及加快建公營房屋。

此外，為了實現70%的自置居所，政府決定將廉租的公共房屋，以極低的售價賣給現有住戶。

政府的加快建公屋和廉價賣公屋，均使社會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調。地產代理公司紛紛倒閉。許多擁有自置房屋人士，資產大幅缩水。更有不少正在分期付款供樓的人士，因房價下調而使擁有的物業變成負資產，即市值比尚未清還的本金現值還低。

股市中有四成屬地產股，地產下跌也使股市不斷下跌。九七前香港的經濟榮景一落千丈。當時不少人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是樓價下滑的元兇。但董建華一直沒有表示八萬五建屋計劃會取消。直到2000年他接受電視訪問時才說，1998年就沒有提八萬五啦，它已經不存在了。「不提及等同不存在」，讓市民感到驚訝。

他說這句話之後某一天，我與幾位傳媒朋友應邀到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官邸午餐。席間我問財政司司長，八萬五已經不存在這件事，董先生有沒有告訴你？他遲遲疑疑不知如何回答。於是我說，那就是連你都不知道啦！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九七後第一任特首提出一個建房指標，就反映治理哲學的根本改變。港英時代，包括麥理浩十年的許多重大建樹，儘管開始可能都是高層的構想，但一定經過自下而上的層層調查、顧問公司的報告、有關委員會的研究、社會諮詢，才會在施政報告中作為願景告訴市民。

那時的港英政府，我覺得有點像《道德經》所說的「太上」境界：「其貴言也！成事述功，百姓皆謂：我自然！」意思是「為政不在多言」，辦成了什麼事，在講述功勞的時候，百姓都說，是我自然得到的。不會感謝領導者。

而中國專權政治的傳統，就是掌權者喜歡多言，好大喜功。中共建政以後，最高領導換一個就總要提些宏圖大計，以體現領袖的豐功偉業，歷史留名。這些大計許多都是擾民，有些更造成對環境和社會秩序的破壞。董建華即使在港英行政局當了多年議員，還是擺脫不掉中國人的政治傳統。

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296051-%E5%A4%B1%E6%95%97%E8%80%85%E5%9B%9E%E6%86%B6%E9%8C%84156-%E8%91%A3%E5%BB%BA%E8%8F%AF%E7%9A%84%E5%85%AB%E8%90%AC%E4%BA%94-%E5%AC%B0%E5%85%92-bafyreiddxuujw5gfavm6vxerd6vwn2mu57niugx34ndey62ksucfm6aw2y

從這些人的神情舉止，我就想到中國人受兩千多年專制文化的影響，早就把「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個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奴性成習的中國人，在接近掌權者時，都會產生亢奮感。尤其是接近絕對權力，這種生理性的亢奮就油然而生，複述掌權者的談話會無限誇大，甚而胡言亂語到令人難以置信。

寫完這篇稿不久，台灣就發生了「熊玠傳話」的風波。

熊玠，美國政治學教授，宣稱參與起草《台灣關係法》。1988年從大陸回美經過香港時，曾經約我見面，說是坐轎車由20部摩托車在前面開路，從廣州駛往深圳來港，備受重視。又說見過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什麼人，他說不能講。領導人講了重要的話。是什麼話？如何重要？他又說未到時機，不好說。約我見面原來只是想炫耀和發洩他的亢奮。

後來，他在台灣說，他從中共一級領導人那裡獲得的訊息，是「希望與國民黨談判籌組聯合政府，雙方商定新憲法，新憲法可以不列入四個堅持（主要是堅持中共黨領導）」。這不是「一國一制」了嗎？熊玠說：「他們現在強調『一國一制』，可以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也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國旗、國歌。」關於許多人擔心對台用武，熊玠說：「中共正尋求適當機會宣布放棄對台用武。」又說，中共對台灣的「國會全面改選」尤為關切，擔心改選後出現「台獨」國會，所以歡迎國民黨回大陸來「設分區黨部」，改選大陸籍的民意代表。

被追問一級領導人是誰，他說，「指的是鄧小平、趙紫陽、李鵬、楊尚昆……這一級」，「但不一定在這名單內」。被問急了，就說：「這個構想不能說是中共既定的政策，只是它確實在中共領導層的腦子裡轉。」大教授高明之處是連中共領導層腦子裡轉的政策也知道得那麼具體。

他後來又說，這些意見是他綜合近兩三年來與中共一級領導人談話的結論，「是經鄧小平同意的」。

那麼是跟鄧小平談的嗎？他終於忍不住了：「他要見我，有什麼辦法？」（好委屈啊！）「去年見面談了六個鐘頭，今年見了面又談，不是我吹牛，不過我不能講了，別人會以為我自己往臉上貼金！」既然是「有什麼辦法」才去談，怎麼說得上「臉上貼金」？

這個「傳話」，台灣傳媒廣為傳播、追問。香港傳媒卻不見報導。原因很簡單，台灣人容易被騙，香港人就不會有人相信。中共一級領導人有沒有講這樣的話不重要。講了，只不過為了把台灣騙上談判桌，而只要上了談判桌，中共就一定贏，因為所有承諾它都不會遵守；沒有講，就是一個大教授接近最高權力後胡言亂語的亢奮。我寫出來是作為趣談，讓讀者了解一個那麼有學問的政治學教授竟然對現實政治如此無知。

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296057-%E5%A4%B1%E6%95%97%E8%80%85%E5%9B%9E%E6%86%B6%E9%8C%84158-%E6%88%91%E7%9A%84-%E4%BF%A1%E5%A0%B1-%E5%B0%88%E6%AC%84-bafyreieaq7cho7ifmzedlhjixnakqf7vjtkweymaruwu4z32fgccsu7pmu

堅持要收回香港主權的中共領導人，總是說「外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一定做得到」，鄧小平承諾九七後香港五十年不變，他在1988年說，「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還說「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

香港是那麼容易「保持不變」甚而可以「複製」的嗎？如果了解香港過去推行一項計劃或新政的過程，就知道不僅實行專權政治的中國不可能使香港「保持不變」和「複製」香港，即使英國本身，也不可能「複製」另一個香港。

港英時代最後三十年在香港的施政，其特點簡而言之，就是「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方針，和無需付出民主代價、純粹以專業考量去推行新規劃。

「積極不干預」是指「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政府給各大中小企業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若遇到政府必須干預時，那麼這種干預也一定是積極和有正面效果的。

純專業考量，就是使社會各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影響和壓力降到最低。無論是建屋規劃、新市鎮、建新高速公路、海底隧道，甚而教育政策、政制改革等等，政府多會找一家與香港利益關連最小的偏遠地區的顧問公司，來香港做一個可行性研究，比如愛爾蘭、新西蘭、挪威的顧問公司。作出可行性報告後，就交給一個由政府委任的、非本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去審核，比如交通委員會的委員，就不能夠是經營運輸公司的成員。通過後交給行政局。有時候會發表一份綠皮書徵詢市民意見，最後才發出權威性文本白皮書。

這種純專業規劃，不大可能在民主國家實行，因為在民主施政的過程中，一定有不同的利益集團企圖影響規劃。比如地下鐵路在哪裡設站，各處囤有土地的發展商就一定想辦法去游說議員或政府。這些都要社會付出成本。在專權政治中，領導人被認為是最「英明」的，他部署、領導做的事情，更是何須經過這麼多專業程序？

無須付出民主代價，但背後就有一個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英國的保障。

我最記得1986年，港英當局向立法局提出「公安（修訂）條例」草案，將一條1951年制訂而沒有執行的「懲罰發放假新聞」條例移置進去。條例規定，舉證的責任要由被告承擔。也就是說，一旦被政府控告發放「假新聞」，被告就要在法庭透露消息來源。這一條例，引起新聞界極大反應，我也每天去立法局旁聽席觀察辯論，並邀約官員和議員表達反對意見。不過，這條例還是在1987年2月通過了。

奇怪的是，條例通過後，兩年都未見有實施。我後來聽到消息，說這條通過的法例送到英國，英女王遲遲未簽署，因此也就沒有實施。兩年後，政府當局於 1988年 12月再向立法局提交新草案，廢除了這一條。英女王何以遲遲不簽署，沒有人知道。我只能猜想或許是英國的民主傳統起了作用。

1981年《七十年代》開始密切關注香港前途問題之後，那十多年我接觸不少港府高官和兩局議員，也被諮詢過意見，算是了解香港在英國民主制度保障下，毋須付出民主代價而享有自由、法治和專業管理的獨特之處。

我不再反英、反殖，但也不是親英、戀殖，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但顯然不能夠了，於是推動付出民主代價以保障這裡的自由、法治、人權。當然，最後這努力也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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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113

記得有一位美國華裔教授，1987年在北戴河獲鄧小平接見後，約我在香港見面，我以為他會有什麼訊息告訴我，或供發表，誰知他只是在談話中炫耀他受到怎樣的厚待，說從廣州到深圳，一路有20輛軍警摩托車在前面開路。問他鄧小平談了什麼，他說不能講，但對未來香港和未來台灣很重要，要等時機成熟才能說。一副又想說又故作神秘的表情，實在幼稚可笑。

這就是我前面提過的「接近最高權力的亢奮」。中共統戰最善用這一招。因為掌絕對權力者頭上就像有一個光環，使一些自命不凡的人被接見後覺得被重視因而產生近乎生理反應的亢奮感。不僅對領導人的意見照單全收，甚而還會添油添醋，變得胡言亂語起來。

——中共邀请科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始于1987年，当年请了14位全家过去，邓小平接见。不过这位美籍可能不在14口之中。大概搜了一下，各地党建网上都记录了这件事作为凼中央重视人才的证据，但受邀专家的名字却没有一个网站哪怕记下一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