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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ide大型跨国虚拟房地产公司，首批精装样板房上线。

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早就知道，自己是没能力买房的，但是房价还是一直在涨。所以地产崩盘不算是黑天鹅，是灰犀牛事件。

这就像是2020年初我老家爆发疫情一样，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聚众办席（婚丧嫁娶）有可能传播新冠，政府也三令五申禁止办席，但是民间还是各种串席，然后爆发了疫情，封城俩月。

这不是没人能预料的突发事件，这属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就是假装看不见，觉得砸不着自己的事件。

2021年河南发大水之前，我去郑州戏剧幻城逛了逛，体验非常好。打车去郑州高铁站的路上，我跟司机大叔聊天，我说郑州发展的真好，各种高楼大厦立交桥，司机大叔直接跟我说，好个屁，说你知道这边一个人月工资多少吗？我问多少？他说就5000，他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身边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子。

这就很神奇了，那么多人都知道买不起，银行还在贷款，房企还在盖楼，政府还在保价，老百姓还在往里冲，这到底是啥毛病？

别忘了，中国长期是储蓄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河南郑州的事，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在我老家（北方某省会）发生的金融暴雷事件。那件事让我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事逻辑有了全新的认识。

当时有个北京的律师，托我找朋友问问，这件事在省高院为什么不能起诉。我很纳闷，问什么叫「不能起诉」？他说，意思就是省高院不受理「被定性为非法集资的那家公司」作为被告的案子。

我惊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吗？我听说过官商勾结，顶多是告不赢，「不让告」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去消灭一个具体的人，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都是不能接受的。

相比于「社会调剂」，《蛙》还是写的太保守了。

中国的景观社会不是咖啡馆，是核酸亭。

苏联说要取消阶级，但可笑的是，苏联是最讲究阶级的，它将每个人分为固定的三六九等，在户口页上填入富农、贵族、资本家、工人或贫下中农的标签，然后把一批人丢进古拉格。如果你生在某个阶级敌人家里，那将是你一辈子的污点。

那时候苏联作家，如果想写点什么东西，就会有人来问，作家同志，您准备写谁？您是要写人民还是敌人？但作家们往往是不讲阶级的，他们本来是超越阶级的东西，是人性、时代和宇宙万物。但不行，这样的作家会被送去白海修运河或西伯利亚挖矿。

昔人已成黄鹤去。

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经济下滑是个无法扭转的趋势，相比搞经济而言，坚持强硬的防疫清零政策反而是简单的。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经济是个考试，防疫也是个考试，复习时间有限，两科都能考好固然好，但两科都考不好必然完蛋。那么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当然选择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项考，放弃能力范围之外的。

这也是为什么，往往经济越好的地方，政府越容易接受不那么严格的防疫政策，以求提振地方经济的活力。而经济越差的地方，对封闭防疫越较真儿——反正经济也搞不好了，干脆给自己一个彻底摆烂的借口。

反对美国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倒行逆施。

我去年曾写过：
『生育，如今依旧是带有国家意志和传统伦理的分配给全社会的任务，而这个「负担」最终注定落在每个家庭里的女性身上——她们有符合生育条件的生理特征和远高于自身需求的社会期望。
因此，在大众能够坦然接受生育率必然降低的事实——或者我们鼓捣出赛博朋克式的人工子宫与社会抚养体系——之前我们都应该更谨慎的面对婚姻。』

没想到如今美国连「堕胎权」都倒车回去了。全球右转，一起完蛋。

刚收到鲁尼的《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放在书桌上。
对象看见了，问道：「童话故事啊？」
我说：「也算是吧，就是通奸和乱搞的童话。」
对象黑人问号脸。😅

其实北方的秋很短，一哆嗦就到冬天了。

廉价的互联网和摄像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传播和再创作能力。即便如今简中互联网上许多大V消失，也无法扭转信息时代个体身份变化的趋势——每个人都在升级成为信息枢纽。

唐山这事儿，目前来看，只能靠蝙蝠侠来救场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去承认某些身份政治议题？毕竟中国社会确确实实是严重的厌女+恐同+种族歧视（黑人等）。

《海贼王》里有多少角色被击败后就颓废了，然而我们的巴基船长没有。

他有着三番五次失败后契而不舍的精神，敢于与强大对手叫板的勇气，抓住任何机会的能力，乐观的心态，坚定的信仰。

如果非要说他是运气好，那当然，爱笑的男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一部优秀的小说一定要刻画出（至少）三个核心问题：美、个体和时代。

关于唐山的事我多啰嗦两点：

1.一般意义上，人们通常会将家庭重男轻女、职场性别歧视或网络荡妇羞辱等「低烈度」的表现归结为性别问题。

然而如唐山夜宵之类的事件，因性骚扰（或其他性别问题）引发的「高烈度」的表现——殴打、绑架、放火、杀人等刑事犯罪——则被许多人仅仅归结为治安案件的范畴，反而忽视了其本质成因。这无疑是偷换概念和舍本逐末。

2.某些施暴者会试图为自己辩解，将自己施暴时的神智形容为醉酒、气愤、冲昏头脑等意识模糊精神失控的状态。似乎在施暴的瞬间，自己的意识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了。然而事实上，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施暴者在施暴过程中都有清晰的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其是否清醒：施暴者是否为无差别攻击（类似绿巨人）；施暴者是否会停留在案发地（无逃离行为）；施暴者是否伴有自毁倾向。如果答案是「否」，那可以初步认定施暴者的精神在其施暴时是正常的。

运动式执法（严打）淡化了遵守日常规则的重要性，片面的强调了阶段性目的，缺乏规划长期有效的治理方案。

我们需要在极端的社会丛林法则和极端的国家暴力机器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而非在两端反复徘徊。

疫情以来，诸多社会事件中，行政系统表现出强大动员能力，同时我们看到了与之相对的法治系统在基层的崩溃。强者蔑视法律，弱者不信任法律，执法者无法出示相关法律。

如果行政干预屡屡奏效，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牟利或自保而攀附权力，越来越少的人尊重规则本身。